特邀主持人: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主持人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在人口规模巨大等条件下走出一条发展中大国起飞的道路。无论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都需要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性支撑条件。离开了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种现代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快速增长、可持续发展和顺利赶超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政策设计,包括在初次经济起飞后的再次经济起飞,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审慎超越,开放条件下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效形成诸多方面的成功探索,具有拓宽和深化发展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与积极政策相配合的核心战略取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经
〔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呈现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等特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出了创新性强、高端智能、绿色低碳、安全可控、融合度高和开放合作等新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在不同维度采取针对性措施,横向上:以巩固提升传统产业为先导,聚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纵向上:以产业融合发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着力点,加
〔摘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
〔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服务世界的重要依托,也构成了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理念更新、内容创新、形式革新等方式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并且得到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的塑造。在中国式现代化擎托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正视其在思想体系整合、内在价值认同、对外传播、协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背景下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素养的战略期待和高位要求。识变应变求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卓越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与智慧的标识性维度,是中国共产党淬炼成钢的制胜之道,是中国共产党因应时代大势的关键之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识变应变求变,政党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
〔摘要〕党内法规规范性的来源是解答“党员为什么遵守党内法规”的前提。立足于党内法规的历史可溯性特点,以党的百年发展为脉络探究党内法规规范性内涵的变化,可有效发掘党内法规规范性的多重来源。具体而言,考察党内法规的历史演变,其规范性有三重来源:一是党员内心认为“应当”的内生来源,即党内法规自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于党员心中的“党性”;二是基于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认同,并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增强的实践来源;三是以党内
〔摘要〕政治监督是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机制。精准化是继具体化、常态化之后,对政治监督的最新要求。政治监督精准化不仅反映了理念上的变化,更体现在实践的创新,是推动党内监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推进政治监督精准化既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关键环节,更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形式。结合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执纪执法
〔摘要〕社会主义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层面,坚持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出发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在理论与实践关系层面,辩证把握“本质”与“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在现象与本质关系层面,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向逻辑切入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在应然与实然关系层面,将制度先进性与功能优越性统一起来透视
〔摘要〕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冲击自由民主与公民政治的群体镜像。西方身份政治最初只是谋求个人权利的族群政治,但后期日趋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却将个人权利推向价值异化的边缘:个体的权利诉求开始超越宪法和法治层面,升格为少数族群政治对抗的话语工具。全球化、市场化、政党极化与传播数字化等新兴浪潮在推动个人主义深度扩张的同时,也构成了个人权利工具化的时代诱因。个人权利的工具化态势扭曲了权利的核心意
〔摘要〕数字赋能增效是基层减负的重要着力点。然而,旨在赋能增效的数字技术在现实中反倒增加了基层负担,导致数字技术的效益悖反。在基层数字治理交互场域,来自上级组织事务下沉、同级组织协同不足及社会公众诉求泛化的三重压力,构成了基层组织面对多重主体施压被动承接的数字负担。从主动加码角度来看,基层组织面对上级组织的“向上”表现、同级组织的创新内卷以及对于社会公众的迭代过频,此三重压力构成了基层组织主动制造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政策的要求,也是实践的需要。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运行逻辑体现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动态过程。在共建过程中,需要健全治理共同体的组织体系,融合创新共同体的制度体系,搭建共同体的互动网络体系;在共治过程中,需要忠实反映共同体成员的偏好,有效实现共同体成员的集体决策,优化共同体项目运作的生产安排,客观评估反馈共同体治理的绩效,高效化解共同体运行中的纠纷冲突;在共享过程中,需要将
〔摘要〕破解村改居社区所带来的城乡社区治理二元结构,推进村改居社区的融合性治理,是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议题与关键实践举措。聚焦村改居社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我国村改居社区融合性治理面临着公共权力运作空悬化和市民权利半城市化两大问题。推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应从“制度—过程—文化”三方面推动融合性治理:以党建引领推动村改居社区各项制度有序变革,实现村改居社区制度并轨与制度性融入;重点
〔摘要〕我国《企业破产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有利于激励债务人在公司陷入困境时及时提出破产重整申请,以维护重整利益和清偿债权为目的,与债权人等利益主体进行充分的谈判协商。但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实践中,因债务人自行管理申请阶段和重整计划制定阶段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存在缺位,当事人意思自治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此,有必要以提升债务人自行管理意思自治为逻辑起点,通过衔接重整识别机制、合理配置债
〔摘要〕法治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为使营商环境在现有基础上达到“优化”,应符合政府职能科学法定、政府履职合法充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行政责任严格公正的价值基准。然而,现有规范体系对政府营商职能的设定还存在科学性弱、有限职权不匹配市场需求,监管职责交叉冲突并存、履职不充分等隐蔽式不作为难以监督,市场监管执法程序规定分散不清晰、执法人员程序保障意识相对淡薄,
〔摘要〕家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特殊类型,在民事诉讼呈现社会化趋向、家庭实体法的社会性日益凸显,以及身份案件和财产案件的差异性得到充分阐释的脉络中,家事诉讼社会化命题逐步形成和发展。家事诉讼社会化具有充足的理论支撑:司法权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兼容关系是理论基础,家事诉讼功能的实现需要社会化构建,家事诉讼社会化是家事诉讼专业性建设的核心要求,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创新格局为家事诉讼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和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