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自立自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是新时代我国在推进科技创新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凝结。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境遇和关键变量,系统擘画了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战略路径。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对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提出的原创性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成果,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传承升华,是新时代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全民族共同意识与各民族局部意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必须加强理论宣传教育指引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文化表达,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为提升党的领导水平与长期执政能力夯实思想基础、为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凝聚价值共识与社会合力。当前,我国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仍面临着市场经济对廉洁价值观念的冲击、西方文化对廉洁文化根基的侵蚀以及党内文化建设薄弱环节对廉洁文化建设成效的制约等现实挑战。为此,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强化廉洁价值观念教育,夯实价值根基;坚守魂脉与根脉,筑牢思想理论基础;聚焦薄弱环节,推动党内文化建设持续优化,从而以党内文化提升推动廉洁文化建设,着力塑造“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清廉中国。
[摘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其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列宁根据这一新情况,对执政党作风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要包括: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这个“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即我们应提升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华民族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危局中奋起,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有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总结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汲取其中的历史智慧,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确保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三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思维方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四是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摘要]“风腐同查同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改变“风”“腐”分治传统思路,确立了系统性治理新范式;健全腐败治理体系,提升了正风反腐综合效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全球腐败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然而,在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协同机制短板、技术支撑不足及制度衔接断层等实践梗阻,导致腐败治理效能未能充分释放,甚至形成潜在的风险隐患。因此,应以系统思维构建多方协同的责任共同体、以数据治理驱动风险预警流程重塑、以制度集成夯实源头治理基础,从而为深化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供纾困之策。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既能重塑内容形态,实现素材智能生成与知识个性化拓展,又能创新互动模式,实现拟真交互对话与启发式学习,还能辅助教学工作,实现基础工作完善与教学效果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其中潜藏的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主体性削弱与思维钝化、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等风险。我们应当构建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机制、强化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深化技术应用的情感触动并塑造正确历史观、明晰技术应用规范并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党史学习教育。
[摘要]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演进,将其应用于党建工作已具备相对成熟的条件。数智技术赋能党建工作,可以实现技术赋能,提升党建工作效率与精准度;可以拓展党建范围,打破党建工作时空限制与领域边界;可以推动传播创新,强化党的思想引领与舆论引导。在把握以上重要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将数智技术应用于党建工作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具体包括:数字鸿沟与技术适配难题、数据安全风险与数据孤岛并存、配套机制滞后于技术发展、复合型党建人才短缺。数智技术赋能党建工作的创新路径在于:引导技术适配,打造精准化、人性化的技术应用体系;强化数据治理,构建安全化、协同化的数据管理机制;推进制度完善,建立规范化、长效化的制度保障机制;加强人才培育,打造懂党建、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对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内在机理看,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保障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价值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动力机制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导向是坚持推进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基础制度障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科技创新体制,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摘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数智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擎,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窗口。“十五五”时期,数智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奠定消费升级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支撑,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石。当前,数智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实体经济企业智能化转型能力有待提升、数智技术发展与实体经济产业链协同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化体系不够健全等挑战。为此,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规律,在提升实体经济企业数智化转型核心竞争力、增强实体经济产业链韧性、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体系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供系统性保障。
[摘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和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共同筑牢了坚实的社会治理文化根基。从理论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柔性智慧与历史镜鉴,革命文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精神旗帜与政治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时代引擎与价值坐标。从价值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凝聚社会治理的政治认同与价值基础、形塑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与责任意识、丰富社会治理的方式与生态、优化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与载体空间。从实践维度看,进一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筑牢社会治理文化根基,要强化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夯实社会治理文化根基的机制互动、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与场景赋能。
[摘要]数字技术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能够提高治理决策精度、提升民生服务响应质量、增强安全风险预警能力、促进治理过程公平正义。然而在实践中,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有待优化、数据流通机制不完善、人力资源支撑不足、“指尖形式主义”抬头、多重安全风险叠加等挑战,制约着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实效。为此,要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健全数据流通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支撑、根治“指尖形式主义”、防控治理安全风险等方面协同推进,切实增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
[摘要]备案审查制度具有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作用。规范性文件是备案审查的监督对象之一,但目前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模糊与效力位阶含混等界定难题,掣肘了备案审查制度质效的提升。为此,应通过健全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界定标准、厘清规范性文件与内部文件的界限、统一不同审查机制对规范性文件的界定,对规范性文件的内涵、外延与效力位阶作出清晰界定,以严格落实备案审查“将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的制度目标。
[摘要]当前《民法典》框架下可撤销婚姻制度存在实体规范供给不足、救济渠道有待完善、配套保障相对薄弱等适用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应通过将恶意身份欺诈等行为纳入可撤销婚姻法定事由、明确《民法典》总则编欺诈规则在婚姻行为中的适用效力等健全实体规范体系;通过构建适配身份欺诈性婚姻特征的诉讼规则、建立强制性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等完善救济运行机制;通过提升婚姻登记人员身份核验与风险处置能力等强化支撑保障功能。
[摘要]理论素养是个体在理论认知、理论思维、理论运用等方面形成的综合能力与品质,是年轻干部最根本的本领。当前,为什么年轻干部“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我们可以从理论素养是一切本领的前提和基础、理论可以成为物质力量等维度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新时代背景下,年轻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理论素养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加强学习、厚实理论功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等途径不断提升理论素养,进而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摘要]政德是“从政者”在政治实践中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是对从政道德的高度认同而产生的政治范畴,如道德理性认知、情感价值追求和自觉政德行为等实践范式。从认知性实践逻辑来看,政德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塑造党员干部政德理性认知图式的专门教育,在于培养出“明明德”的党员干部。从情感性实践逻辑来看,政德教育要遵循“情感共鸣—情感升华一情感约束”的逻辑理路,以期培养出“德情相济"的党员干部。从行为性实践逻辑来看,政德教育要使党员干部受到身心与行为的规训,努力培养出“德行合一”的党员干部。新时代,要通过建构规范的政德知识体系、升华政德情感认同、规训政德行为边界等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具有理性政德认知、强烈政德情感和高尚政德行为,进而打造一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摘要]情与理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中两个紧密相联的要素。构建情理交融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体系,有助于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情理交融包括情感驱动型、理性导向型等静态样式和以情通理、以理导情等动态表征。实践中,要通过拓宽情理交融渠道、优化情理交融功能、凝聚情理交融合力等路径,推动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高质量发展。
[摘要]基层干部的“流量思维”,主要是指依托“流量”的传播属性重构治理逻辑,实现治理效能与群众认同感的双重提升。其本质特征包括,“以群众注意力为导向”的传播理念、“借助新媒体平台"的路径意识、“传播内容即治理内容”的运营逻辑、“以信任链为核心”的互动思维、“以治理目标达成为导向”的实践指向。然而,有些基层干部对“流量思维”的理解存在偏差,陷入为流量而流量、脱离治理目标;刻意猎奇吸睛、忽视价值导向;内容空泛重复、形式主义泛滥;脱离群众需求、误解群众关注;过度依赖网络、忽视线下治理等误区。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基层干部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异化为"为流量服务”的错误政绩观。基层干部要科学运用“流量思维”,必须锚定治理目标,避免“工具理性错位”;坚守为民初心,拒绝“低俗化引流”;深耕内容生产,破解“同质化困境”;对接群众需求,消除“干群信息鸿沟”;推动线上线下协同,避免“重网轻实”,以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群众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