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个体的现实性是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的形而上学将个别事物视为实体,而斯宾诺莎则将实体概念仅用于神或整个自然,将个别事物视为唯一实体的分殊或样式。这种观点引发了对“个体”概念的革新,个体被视为有限样式,其现实性取决于样式的现实性。然而,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否认有限样式的现实性,并将其哲学视为“无世界论”。学者如迈拉麦德和科利等人反驳这一观点,认为有限样式具有现实性,且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逻辑严密,有限样式的现实性可以通过其与实体的关系得到解释。科利通过区分绝对必然性和相对必然性,论证了有限样式的现实性。施马尔茨则通过分析有限样式的形式本质和现实本质,试图解释有限样式如何从实体中产生。不过这两种解释都存在困难,有限样式的形式本质,不是包含在间接无限样式的形式本质中,而是包含在直接无限样式中,有限样式的现实性是通过与其他样式的关系和神的决定而获得。
摘要:在康德文本中,先验想象力一方面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因而具有联结知性与感性的中介性质。海德格尔基于先验想象力的双重性质将其作为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使先验想象力具有了存在论上的意义。齐泽克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将先验想象力回溯到“前综合”视域,以拉康之“实在界”、黑格尔之“否定性”对先验想象力进行逻辑重构,提取其分散性特征导向原初性的否定力量,从统一性的失败导向主体的内部分裂。从统一的先验主体到分裂的空洞主体是齐泽克对主体性危机以及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可能性的回应。
摘要:随着办案信息化的快速普及,2019年“两高一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中应用电子签名和电子指纹捺印有关问题的意见》,对电子签名笔迹适用领域向刑事诉讼扩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电子签名笔迹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完整的结构属性,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发挥着记录取证过程真实、合法的证明作用,亦不排除作为结果证据使用的合理性。因此,电子签名笔迹在刑事诉讼中功能的多样性也预示着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提高案件流转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便利审判程序。
摘要:随着科技进步与人权保障的完善,刑事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种类逐渐多样,专门性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如下难题:以司法鉴定方式解决专门性问题存在局限,证据种类限制导致部分专门性证据出现学理上与实务上的身份危机,传统证据审查框架与新类型的专门性证据并不适配。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0条第1款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条规定为社会科学证据进入法庭提供了契机。社会科学证据能够作为鉴定意见之补充,突破专门性问题传统解决路径中存在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将专门性证据的研究视角拓展至社会科学证据,通过以社会科学证据的关联性作为采纳依据、扩展证据的范围、整合分散的证据形式、构建社会科学证据的实质化审查标准等方式提升此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空间,彰显社会科学证据的最大功用,丰富专门性问题的解决路径。
摘要:在对过去以缺乏视角为导向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经验的回顾中,发现由于建设过程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而忽视对在地力量培育与居民主体性发挥、重视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注重自上而下的上层设计而忽视自下而上的基层参与,过度依赖市场而忽视社区参与,以及社区建设缺乏社区内与社区间的整合式设计,导致建设的服务设施存在脱嵌和不可持续等问题。资产视角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行动思路,通过资产视角与缺乏视角有机融合、“软硬兼施”“上下协同”“公私协力”和“联合社区”打造等方法,促进服务设施建设与社区相互嵌合。
摘要:当前我国婚姻模式的晚婚普婚特点并未得到充分解释。基于对16位农村籍高学历青年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试图厘清我国晚婚普婚趋势的性别和代际机制。研究发现,男性普遍对婚姻抱有积极想象,强调经济责任,经济成本成为其推迟结婚的主要原因;女性则更关注婚后的性别不平等与婚姻破裂风险,因而不断延迟结婚。在性别规范与代际关系的叠加作用下,男性多依靠自主立业和父母资助的方式成家,女性则因年龄与父母期待被动进入婚姻,男女青年最终又普遍进入婚姻。研究表明男女青年在家庭与社会规范交织中展现出有限自主性,并共同塑造了晚婚普婚的现实图景。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青年婚姻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婚育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摘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探问人工智能赋能日本图书馆适老化服务历史脉络、发展困境,对我国图书馆适老化服务建设提出新思路:人工智能赋能图书馆适老化服务分为技术缺位与制度惯性阶段、技术探索与政策脱节阶段、技术深化与制度协同阶段三大阶段;在赋能过程中,日本图书馆适老化服务面临着技术悬浮与需求错配、伦理风险与信任危机、城乡分化与技术鸿沟、主体间数字素养断层四大困境。基于日本经验,指出技术赋能的成功,弹性制度是前置条件,用户需求是发展锚点,合法合理是保障基础,区域平衡是必经道路,人机协同是最终目的。
摘要:新闻发布制度作为程序化的政治传播实践,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架构之中,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预期引导供给、正能量舆论动能。2024年我国新闻发布工作围绕“强信心、稳预期、增底气”的国家治理要求,强化“逆周期调节”舆论引导能力,坚持权威发布、科学解读,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在发布结构上呈现“内外协同”“央地联动”“主题导向”等新特征,实现了从舆论引导的治理能力向社会预期引导的管理能力进阶。智能传播时代新闻发布工作面临数智转型动能不强、基层发布力量薄弱、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等新挑战,亟须加快转型步伐,培育新质发布力,提升基层新闻发布能力,牢牢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與论根基。
摘要:“红线”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亦是底线思维能力的创新性运用与时代表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红线话语体系建构基于初心逻辑、使命逻辑和风险逻辑,旨在承担民族复兴伟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其类型分殊涵盖了管党治党、粮食安全、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国际关系、恒定发展多个领域,为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取向。纵观红线话语体系建构,反映出坚持人民至上、问题导向和自信自立的实践指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行为准则和精神特质。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红线话语体系建构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切实彰显了其独特性与科学性。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文明存续的内生动力,其巩固与升华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淬形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历经“连续性积淀一统一性升华—创新性突破”的演进过程。从价值旨归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有助于强化党的文化领导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支撑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筑牢国家认同心理基础,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实践跃升看,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遵循“强化文化自信—深化文化自觉一实现文化自立一推动文化自强”路径,阐释我党“为何信”、解决人民“我是谁”、回答民族“何以立”、实现国家“怎样强”的问题。向内深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使中国故事“有理讲得出、讲得好”,向外拓展构建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让中国声音“说了传得开、传得响”,夯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
摘要:高质量推进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关注教育结果和教育过程,还需从教育要素入手,充分发挥主体、客体、介体及环体等要素的有效性。重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是直面与克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发展矛盾的现实性需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性需要,也是关注与满足新时代大学生全面成长发展需求的内生性需要。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是一项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工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加强高校阵地建设、培养教师工作队伍、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推进内容方法创新和构建网上网下合力的过程中,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实效。
摘要:女神崇拜的传统贯穿人类心灵与文学长河,叶·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文学奠基之作《我们》则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解构,呈现母性、妻性与巫性间的复杂张力。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从神圣的理想化形象到世俗身份的具象表现,揭示了俄国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奴役与自由之间的深刻冲突。扎米亚京摒弃绝对主体性,采用多元化的叙事策略,深化了对乌托邦理想的批判,并唤起个体自由与心灵解放的重要性。其作品不仅指向个体意识的觉醒,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哲学性反思,突显了人类精神自主性作为历史变革的核心动力。
摘要:《围城》的幽默讽刺是高度语境化和心理化的,它既表现人物的心理欲望与基本根性,又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其认为作者钱鍾书“总是居高临下地嘲笑着”一切,不如说是人物在自然而然又必须如此地生活着、表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