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布罗代尔尝言:“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 他的话当然是针对有志研究海洋史的同人说的。可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史家在布罗代尔的感召下,其中已经有不少人甘冒“风险”,努力拓展海洋史的研究。戴维·伊格莱尔的《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便是其中一部,本人读后颇多感想,下面将抛砖引玉,就其内容、新意和不足谈一点自
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以西约二十多公里处的一个糖业种植园举办了一场舞女(ronggeng)表演。在性别失衡的商品边疆,这场演出算得上是一场盛会。为此,该种植园的华人劳工招呼邻近糖业种植园的劳工共同观看,并邀请其中头人共享晚餐与茶水。但是,随着演出的深入,盛会转为一场械斗,两个种植园的劳工因不明原因相互持械斗殴,最终造成数名劳工受伤,而主办该场演出的种植园亦被打砸抢劫。
在我接触过的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中,麦克洛斯基教授是一位很有性格、有故事的一位。 二0二二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克洛斯基教授的Beyond Positivism,Behaviorism,andNeoinstitutiongnalism in Economics 一书,这本新作在她等身的著作中又增加了差不多三厘米的高度。中译本书名翻译为《理想的经济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虽然不是直译,
读了刘宁新著《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我想起多年前见到的元人刘仁本的《羽庭集》自序中讲的故事:刘仁本曾经参加一个降神活动,那个附体的神灵言行文风绝类韩愈,并以韩愈的口气赞扬他文章写得好,还为他的文集作序。他又梦见和几位朋友讨论文章,峨冠博带的韩愈从天而降,讲了一番文以载道的道理,令他获益良多。刘仁本感慨有加,随后引了苏轼对韩愈的评价:“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又谓不依形而
一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说:“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 例义又称义例。较早对义例的关注,是经学领域对《春秋》书法的探讨。书法即义例之法,亦即书不书、如何书的记事方法、原则和程式。晋人杜预《春秋释例》提出《左传》“称凡者五十”,认为它就是对《春秋》书法的归纳,所谓例是也;唐人孔颖达《左氏春秋正义序》提出“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例中寓含着嘉善黜恶、褒是贬
公元前四四二年,雅典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写了一部悲剧,即赫赫有名的《安提戈涅》。它主题鲜明,剧情铺展有序,被标榜为古典悲剧格局之极致。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安提戈涅对底比斯国王克瑞翁的一段台词:“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永远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也没有人知道它出现于何时。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
一九八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下午,米歇尔·福柯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项惊人之举:迈向死亡。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死亡明明宣告了人的被动性,又如何能够被视作一项成就?事实上,福柯之死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甚至可能超过了他任何一部作品发表时的状况。这让我联想起那些载入史册的“伟大的死亡”—它们的确作为“成就”,被人们铭记至今。 倘若我们对“死亡”采取一种唯名论式的理解,便会发现,关于福柯之死,人们绝非一无所知(
从宁夏银川到陕西榆林,北纬三十七度上下,以横亘东西的一条高速公路(青银+包茂)为分界,南北两侧就大约是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了。 不光是一条地理的分界线。始终与这条高速公路蜿蜒并行的就是明长城,以此和其东、西、北三面的黄河为界,中间的区域像是牧马人的套马索,正是《明史·地理志》所谓“大河三面环之”的“河套”,而往前追溯,属于秦始皇的“河南地”。这条分界线环毛乌素沙地南缘,处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
都说太祖有诏不杀读书人,但狱中的东坡是真有过赴死的绝望;又虽说东坡官声文名当时已然冠绝海内,但神宗诏狱,一张两寸宽纸条,地方大员即刻械枷上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狱中寄子由》)这是东坡自况实录。可见,不要高估儒家王朝与士大夫共治的成色。实际上,从传说中的三代禅让到血流漂杵的汤武革命,从周制封建到秦制郡县,不论是禹夏之变,还是周秦之变,中间始终有一个不变之趋势,即东方政治共
东晋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九月九日,宋公刘裕于彭城戏马台设宴送别辞官归隐的孔令,谢瞻、谢灵运兄弟有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以下简称《戏马台》)。李善于谢瞻诗题下注引《宋书·七志》“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认为要优于谢灵运之作。至此后世围绕二诗优劣的评价层出不穷,形成了延绵至今的诗学公案,即“戏马台诗案”。为方便比较,现将谢瞻、谢灵运二诗分别著录于下: 风至授寒服,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一日的贵阳远郊机场站满了欢迎人群,午后,一位军人派头的男子精神抖擞地走下了飞机舷梯,此人正是新任贵州省主席杨森。事实上,贵州人对杨森的大名早有耳闻,因为他川军领袖、抗日英雄、袍哥大爷的传奇经历,以及妻妾成群的逸闻早已传遍西南。接掌黔政九个月后,杨森又兼任了贵阳市长一职,一场城市“革新”运动在其亲自部署下轰轰烈烈地铺开。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路径有别于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据称是“诗和远方”的年代,大学诗风尤盛。受时潮影响,我也喜欢诗歌。忘记是在哪本杂志还是哪本书里读到一首诗:“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虽只短短两行,却让我心灵一震。那时年轻,充满诗情诗心诗性,对诗有感觉。记住了,美国诗人庞德,译者杜运燮。没想到,这位庞德竟是现代派重要代表人物,更没想到,这首只有短短两行、创作于二十世纪初的《在巴黎某地铁站》,竟是意
“活着,却不记忆,或许正是神明们的秘密。”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 一 一八一七年,一个愁烦的冬夜。时年二十二岁的济慈写下诗歌《在阴抑夜暗的十二月》(“In the Drear-Nighted December”)。抑扬格三音步短健迷人,三个诗节各含八句,皆由ABAB 交替尾韵与CCCD连音尾韵合成:唱叹间既忧郁绸缪,又别有一种琶音式的断然利落。如此声韵驱策着一个同样新颖不驯的主题——
张巍卓在《山水诗心——冯至与现代浪漫文化的命运》中,通过“山水诗心”这一主线,重新诠释了冯至的创作历程。虽然该书依旧遵循时间顺序来梳理冯至的一生,但它并不仅仅是一部传统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精神传记。这部作品不仅描绘了冯至作为诗人的形象,还展现了他作为文学研究者、日耳曼学家、翻译家以及留学生的多重身份,重构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 巍卓首先对浪漫主义做了不同于以往的界定,他
做一位优秀而有影响力的学者难,做一位优秀而有影响力且独立于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更难。当一位独立学者被学术顶刊“拉黑”,无疑是被宣判“学术死亡”。近百年前,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汉学沙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一九二九年在其所主编的世界第一份,也是顶级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 )中公开审判了奥地利独立学者赞克(Erwin Ritter von Zach): 赞
在《朱子语类》中,弟子记录了朱熹的慨叹:“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 这一慨叹是针对当时南宋的人已经不清楚跟“烛影斧声”有着密切关联的柱斧为何物发出的。接下来,朱熹具体讲道:“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人类善于遗忘。时过境迁,原本无需解释的日常习见熟知的事物,到了后来就变得费解难晓。朱熹讲的柱斧,只是时间未过百年的近例。如果过
一八八八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年—1887 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 )出版,将乌托邦小说发展推向高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是波士顿一位年轻人,他时常觉得自己既卑微又渺小,像“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不久,他因此患上了失眠症。为了能饱饱睡一觉,在催眠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有两个主人公,分别是上卷的杨百顺和下卷的牛爱国。杨百顺离开老家延津,是为了去“别处”寻找安稳的生活;牛爱国在自己家里却仿若陌生人,以至彷徨于无地,愤而出走,竟回到了延津。所以,上卷名为《出延津记》,下卷叫作《回延津记》。这一本书实际上是两本书。它的续篇《一日三秋》也是围绕着延津而展开,主人公叫明亮,虽从小无家,却又能处处是家。对比杨百顺的决绝和牛爱国的困顿,明亮的泰然既像是
一 众所周知,实证研究乃是自欧洲启蒙运动后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以价值中立为条件,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来检验知识性命题的一套方法,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运用因研究对象的个体性、民族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千差万别而有种种具体路径。从我个人体会来讲,文史领域的实证研究大概有逐渐扩展开来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本事实层面,例如研究某作家的人生与文学创作,运用调查取证、年谱著述目录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照家世谱系、生
二0一八年后姜文在其自导自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制造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梗:“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而其理由则在于,“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有人认为这是拿《蒋介石日记》开涮。且不论导演对老蒋日记中心境、情感、观念表达的真实性是否极尽揶揄,单就这句梗而论,日本人大概多“不正经”。野坂昭如就曾说,“日本人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喜欢写日记”,他坚信日记中“即便会有修饰并混杂着摇摆,但还是会浮现出单凭文字所无法
二十世纪初,无数怀揣着艺术梦想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现代艺术之都巴黎学习油画,犹如被施以缪斯之吻,巴黎成了改变他们命运轨迹的关键所在。今以后见之明,当我们以徐悲鸿、常玉、潘玉良这三位与巴黎交接至深的画家为个案,通过他们的艺术与生命纠葛,来重新审视西画进入现代中国公共空间,在性格各异的艺术主体身上所呈现的不同面相,或许会得到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徐悲鸿、常玉、潘玉良皆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又同为上海美专校
二0二二年八月,存世规模最大的木拱廊桥——福建屏南万安桥(图一)毁于烈火,再次将“廊桥”这种特殊的历史建筑以惨烈的方式引入社会热点。二0二三年十月,国家文物局启动“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而何为廊桥、何为中国廊桥,在学术上、文物保护行业中,尚未形成清晰明确的定义与边界。 一、被发明的“廊桥” 根据字义,“廊桥”为桥上覆有廊屋的桥。多现身于我国南方山区与西北民族走廊一带。 在当前的大众文化中,
士族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东晋,最初的共治局面是“王与马共天下”。元帝司马睿亲近的琅邪王氏兄弟,当属王导、王廙兄弟。王导辅佐元帝中兴,忠节有素,功业最高。王廙“自龆龀至于弱冠”,与元帝一起长大,王廙称“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二王一马,王廙最小,《晋书·王廙传》记载:“王廙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 三人中,王廙去世早,《晋书·元帝纪》系于永昌元年(三二二)十月。其次晋元帝司马睿,卒于永昌
宋末元初庐陵人( 今属江西吉水) 曾先之, 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进士,与文天祥友善,南宋亡,隐而不仕,编纂有乡塾训蒙读本《十八史略》二卷,上起太古,下迄宋末。其后有学者增补元代史事于后,遂成《十九史略》,与曾氏书并行于世,然多在坊间流传,湮没不彰。但该书在传入日本、朝鲜后却广为流传,并衍生出众多的刻本和笺注本,其中《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便在日本风行一时。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