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能级跃迁。如何把握新范式开辟新进路,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相关研究与实践尚未实质性突破传统线性范式,难以有效破解制约转化的突出瓶颈。本研究立足新质生产力培育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新使命新要求,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场景驱动创新理论,提出场景驱动、企业主导型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范式。进一步结合腾讯公司的实践探索,总结提炼场景驱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进路。最后提出应重视场景驱动成果转化范式,建设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深化数字要素赋能五链融合,产教融合培育新型人才,优化相关制度环境,推动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率转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摘要:VUCA环境下,中小企业尝试突破行业或技术边界开展跨界创新,以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文章整合资源基础观和决策理性理论,分析中小企业跨界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以及决策理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8家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渐进式跨界创新和突破式跨界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均产生倒U形影响;因果推理强化渐进式跨界创新与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而削弱突破式跨界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效果推理的调节作用与之相反;双元决策理性正向调节渐进式跨界创新和突破式跨界创新与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
摘要: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动态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动态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均对企业绩效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增强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为企业内部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动态的视角,也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及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加速推进人的现代化,塑造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公民是应有之意。公共精神的培育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公民德性,公共精神是公民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以公民身份意识为前提,以公共生活为生成媒介,基于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而形塑的、自觉关心关注共在“他者”的意识。培育公共精神应秉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的人”的立场,以平衡论作为具体的方法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公民公共精神培育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
摘要:对贲卦美学思想的研究尚属《周易·贲》的小用,而呈现《周易·贲》之大用的悖而不悖的智慧尚未发掘。通过对《周易·贲》基本意涵的探究,发现同属于《易传》的贲卦在《序卦》和《杂卦》中呈现相悖,即:“贲者,饰也”与“贲,无色也”,其映现了中国哲学“一本化万殊,万殊归一本”的圆融通贯理念。本文借鉴物理学的三棱镜原理,揭示并科学诠释了《周易·贲》“悖而不悖”的哲学意涵,丰富了《周易·贲》的奥义,打破了《周易·贲》仅仅用在文饰美学“小用”的研究局限,开拓了《周易·贲》悖而不悖智慧的大用,彰显了中国哲学圆融一贯的智慧。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不仅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模型,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技术创新两种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智慧城市建设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化产业发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政策建议。
摘要: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对产业链韧性进行了测算,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协同集聚与数字经济均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提升。但是二者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空间溢出作用存在差异。其次,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扩大产业协同集聚空间范围、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强化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不同模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化集聚和数字经济水平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专业化集聚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且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负外部性已经凸显;调节机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能够显著削弱专业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随数字经济的提高而逐渐减弱。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意味着优化调整产业集聚模式的同时需结合数字化转型才能有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摘要:在日益复杂和模糊的环境中,如何管理悖论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为了追踪悖论理论的最新进展,研究回顾了1988—2022年在战略管理、组织管理等相关领域中发表的重要文献。首先,对悖论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区分了悖论、两难和辩证,并介绍了悖论的性质与类型;其次,明确了悖论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核心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悖论的管理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最后,针对悖论理论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摘要: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低碳意识的增强,绿色供应链得到了快速发展。以政府主导,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设定了制造商购买碳信用额的同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或完全购买碳信用额,零售商有利他偏好或无利他偏好共计4 种情境的博弈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存在碳市场交易情境下的政府碳限额管制、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制造商的减碳努力和市场产量。研究表明:政府在零售商无利他偏好时会为制造商制定更宽松的碳排上限;当制造商做出减碳决策后,社会福利、市场需求、产品价格和绿色度并不受零售商有无利他偏好的影响;虽然零售商的利他偏好不利于自己的利润,但它可以帮助增加制造商的利润,从而有利于供应链的稳定;当市场碳价格较低时,鼓励制造商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反之不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能带给社会更高的社会福利。
摘要: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一种有利于组织变革和创新的角色外行为,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认知加工理论,探究了领导底线心态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对269份员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领导底线心态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组织差错反感氛围在领导底线心态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能够削弱领导底线心态与组织差错反感氛围对其建设性越轨行为造成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抑制性前因变量,对组织保护员工的创造性、主动性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摘要: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发展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关中平原城市群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基于2012—2021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城市的样本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马尔可夫链和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但各城市之间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东北-西南方向向心集聚、西北-东南方向空间发散的态势,分布重心逐渐向东移动;同时,在不同邻域类型下,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维持稳定的概率要高于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难以实现跨水平发展;政府支持力和内源拉动力对关中平原城市群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具有显著影响。通过考察关中平原城市群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希冀为其优化布局和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绿色建筑经济是实现“双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其评价带有技术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多因素。本研究选取滇中城市群为对象,以VSD框架模型为基础,提出体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认知耦合系统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三要素二十四子项的绿色建筑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脆弱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滇中四州市绿色建筑经济脆弱性指数有明显差异:昆明脆弱性最低,即发展绿色建筑产业条件较好;楚雄脆弱性最高,发展条件最弱;玉溪与曲靖次之;整体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基于此,对各州市针对不同分项评价和短板提出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