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建设及其有效运转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重要政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构成,共同搭建起了中国民主制度的主体框架。从整体上看,这些制度运转良好,但在一些环节和领域仍存在可以优化与完善的空间。作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新形态与新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理论、实践和价值的多维引领功能,通过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和求创新的内在机理引领民主制度运行,为激发民主制度活力、实现民主制度的完善提供根本遵循。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中国民主制度运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原则,牢牢把握中国民主制度运行的方向;坚持实践导向,挖掘民主要素内在潜力,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系统观念,直面制度运行薄弱环节,全面优化完善民主制度体系;坚持数字赋能,融入现代技术手段,系统提升制度实践效能。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传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科学解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课题的进程中形成的科学思想。从理论内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党的自我革命、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党为什么能自我革命、如何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从实践内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科学方法和总体部署,是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从哲学内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蕴含着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深刻哲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具有崇高的精神品格,主要体现为自我净化精神、自我完善精神、自我革新精神、自我提高精神。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
一、从2025年诺奖说起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这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我以为,今年的诺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熊彼特思想体系的一次当代致敬与理论延伸,其在更深层次上呼应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关于“创新是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经典论断。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三位学者,尽管研究方法与侧重点各有不同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困境与中国回应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潮流,与之相伴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扩张。这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以“西方经验”为模板的知识体系,将现代化简化为“西方化”,既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也难以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生态危机等共性问题。当中国以迥异于西方的路径开启现代化征程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中国奇迹”与“理论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
众所周知,进人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展现出无限可能性的显学。从学科建制上看,政治哲学的研究过去是分布在外国哲学、伦理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二级学科中,而今天已晋升为哲学的第九个二级学科,在一定意义上拥有了一个“独立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治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需要由学者们共同参与和推进的课题。我始终认为,一个学术领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要在构建本身上下功夫。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哲学知识体系,即新古典主义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以弘扬和创新中西古典哲学为主旨和使命,致力于从根本上、总体上研究和回答现代化时代的哲学基本问题,试图为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学术基础,为推动人类现代文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马克思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崇高理想寻求现实路径。在此对这一体系
摘要:在全球绿色转型加速与中国“双碳”目标协同推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已成为统筹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核心政策工具。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能够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保费改税主要通过优化信息环境、增加研发投入来降低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的抑制作用在国有重污染企业、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重污染企业、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要优化环境税制度设计,发挥环保费改税的硬约束和软牵引作用,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加强环保信息披露监管,完善绿色评级与环境信息第三方认证机制帮助市场更好地识别环保合规企业,降低其融资成本,间接优化资本结构配置;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服务,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与价值释放对驱动企业创新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技术一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下,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企业数字化认知与应用(技术维度)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搜寻与协调成本(组织维度),并与市场竞争程度相互作用(环境维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公共数据开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工业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初创期企业及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企业中尤为显著,体现了其在促进创新机会均等化、弥合数字鸿沟方面的潜力。因此,应持续优化公共数据供给,强化企业数据应用能力,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充分发挥公共数据开放的创新驱动效能。
摘要:物理影响理论与偶因论、前定和谐论被称为17、18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因果关系学说。笛卡尔首发其端,探讨了广延的身体和思维的心灵何以能够相互作用的问题,认为两者可以通过物理影响理论加以解决。马勒伯朗士不同意笛卡尔的这一说法,尝试在偶因论框架内对此给予合理的阐释。莱布尼茨对他们的解决方案都不满意,并在批判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前定和谐论以化解有限实体之间如何联系的论题。在此之后,沃尔夫、克努真以及克鲁修斯等思想家在前贤争论的基础上,重又复兴了物理影响理论。他们的这些思想争鸣对青年康德影响极大,这一点在其第一部学术作品和第一部哲学著作等早期文献中得以充分体现。翔实梳理这一段思想史对于切实把握康德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摘要:自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人类就被赋予了一种终极价值或特殊地位,这种价值认知最终发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中心主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主导性的观念地位。然而在当代数字技术、生命技术以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浪潮的冲击下,人类中心主义不仅逐渐丧失了坚实性,更是受到了应运而生的后人类主义的严重质疑。大体上,后人类主义不仅质疑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教义,而且通过突破后者内在的二元框架彻底动摇了其自我合理化的运转机制。后人类主义者根据切入角度的不同,在自身内部分出了“关于人一人的后人类主义路径”以及“关于人一万物的后人类主义路径”。这两条路径试图在关于人的流动且多元的本体论观念中分别重释人在社会中以及在宇宙中的角色。但这种重释背后潜伏着至少三种哲学困境:非人类化的困境;人类中心主义残余的困境;对现实的扁平化处理的困境。这些困境体现了后人类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主义并不能够被无限地消解,甚而必须成为我们一切观念与现实行动的底线。
摘要:“通俗”一词在宋代与小说形成初始的关联,在明代完成对接的过程。它从语体特征、题材内容、功能价值等层面上确认并标明了小说在明代新生的面相。“通俗”之“俗”指向着白话小说的语言在古今、雅俚之间达到的动态平衡,涵盖了小说书写日常生活中俗事俗理的原生质态,以及家国同构的衍生特质。“通俗”作为批评术语,其中的“通”申明了读者的主体地位,标识出作者的创作旨向,同时也呈现了小说批评观念由明到清的转型。
摘要:《我底记忆》一诗在戴望舒诗歌创作中具有经典性意义,它开启了诗人记忆书写的诗学道路。非意愿记忆的开掘与身体感官经验的表达,成为戴望舒诗歌中自我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首先,记忆唤醒了作为寂寞的诗人艺术家形象的“我”。其次,“我”迷恋日常生活的琐细、古旧、衰颓之物,沉醉于过去生活的记忆幻象,而对于现在,往往是落寞多于欣喜,感伤多于愉悦,表现出一种世纪末的忧郁情调。再次,“记忆”被人格化和女性化,它揭示了“我”潜在的双性人格气质,也显示出诗人对“记忆”这个抽象概念的诗性化表达和创造性诠释。戴望舒从早期创作中抽象化、朦胧化的自我想象逐渐形成了具象化、明晰化的自我形塑,并突出地表现在思想的知觉化、身体化层面上。戴望舒的“具身化”自我主要体现为三种向度:“思想的身体”“超验的身体”“受难的身体”。戴望舒诗歌的记忆书写与自我形象建构,拓展了中国新诗的写作路径与表现领域,在新诗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摘要:写信人一收信人是传统论学书信的基本结构。进入现代传媒空间后,报纸期刊等大众媒介改变了传统论学书信的私人交流特征,形成了写信人—报刊编辑(收信人)—读者(收信人)的现代论学“通信”的公共对话机制。其中,报刊编辑通过对读者来信的准入筛查和话题组织,推动着由论学书信到论学“通信”的公共转型;而参与通信的学人、编辑、读者则在身份转换和多重对话中,不断为“通信”论学的循环展开和议题深化提供动力。现代论学“通信”的公共对话机制的形成,为读者之间的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媒介保障和机制支持。它不仅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试探读者反应的“试验场”,也为读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提供了“集散地”。部分报刊对读者来信的选择性公开以及通信双方身份地位、私人关系等引发的客套、讥讽,也导致论学“通信”可能存在真实性、完整性上的局限。
摘要:元嘉九、十年间的益州民乱,作为刘宋时期皇权与吏民这一主要社会矛盾关系激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基本性质为益州地区人民群众反抗刘宋皇权统治的吏民抗争或吏民起义,展现了吏民这一被统治阶级在不堪皇权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境况下起而反抗的斗争精神,从而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与此同时,这次益州民乱从发动时便掺杂有较为强烈的个人恩怨、“侨土之争”以及民族、宗教等成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益州民乱的进步性和民众反抗压迫的积极意义。随着民乱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它不仅对刘宋益梁政区的社会局势和南北关系都造成了较大影响,而且最终演变为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乃至少数野心家企图建立割据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叛乱,从而丧失了它原有的吏民起义或吏民抗争的底色。
摘要:抗战爆发后,各界从扩大战时监督职权及简化监督程序、完善战时监督机构及监督方式、调整战时监督范围等方面,提出了诸多监督动员主张,试图提升监督职能以实现廉洁政治、高效政治之目标。虽因各种条件的限制战时监督动员的效果有限,但仍不失为以提升监督地位来增强抗战力量的有益思考。
摘要:随着低空经济的兴起,破解无人机限高程序对公共安全与空域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司法实践却因过度依赖“唯人次、唯数额”等量化标准,难以全面评价其复合性法益侵害,导致刑法规制的针对性与适配性不足。在论证破解无人机限高程序行为适用《刑法》第285条第3款合理性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现行“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结构性偏差,即无法涵盖技术危险性、空域敏感度与行为主观恶性等实质要素。为此,应构建以法益侵害实质化为核心的解释基准,突破传统量化评价局限,构建多维评价体系,并据此构建类型化认定规则与量刑梯度方案,推动司法裁判从形式量化向实质危害评价转型,以实现刑法规制的精准化与体系化发展,服务于低空经济发展与公共安全保障的协同治理目标。
摘要:数据交易场景不仅构成理解合同性质的背景约束,更已成为当事人主动构建的一种制度情境。依据交易场景在数据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数据交易合同形成“以数据换服务”民事合同、作为数据交易固有商的数据提供合同、数据交易辅助商的数据服务合同以及数据交易衍生商的数据融资合同四类。在“以数据换服务”合同中,区分为“最小必要利用”“内部增值利用”与“外部可交易”对应不同权利义务配置;在数据提供合同中,区分“主动提供”与“被动提供”两种履行方式设定提供方的义务性质与责任边界;在数据服务合同中,依据原始数据的来源方以及数据生成过程中的价值贡献程度认定过程数据与结果数据的产权安排;在数据融资合同中需特别关注数据信托结构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损害风险,并引入受托人的默示信义义务。
摘要:数字时代人格权的受侵害形态由初始网络信息内容所造成的侵害与信息不当传播引发的衍生后果叠加组成,具有多主体、非线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局限于内容表达维度的侵权责任配置逻辑,无法在大量网民参与的大规模微型侵权中找到责任主体,忽视了信息传播环节对人格权侵害的催化作用,难以有效救济权利人持续性的精神损害。以传播逻辑重构人格权侵权责任的配置原理,旨在动态检视内容的传播效果是否突破权利人塑造人格形象的合理预期,通过限制争议信息的不当传播,避免人格权损害的扩大和失控。责任认定环节,应考量传播链条上的多元主体是否尽到预防信息不当传播的注意义务,根据过错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配置责任份额。责任承担环节,应以阻断传播链条和扭转负面信息的优势传播地位为核心,激活排除妨碍、消除影响等责任形式在数字时代的转化性使用,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权利人提供倾斜性保护,助推数字化交往的良性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