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已经十年。《讲话》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纲领性文献,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讲话》立足中国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从“分析形势、沟通思想、凝聚共识、谋划未来”[1]212 上,擘画了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宏伟蓝图。《讲话》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
摘要:中国阐释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应立足自身实践、语言和传统,推动实践的理论转化、传统的当代转化和学科交叉融合。在批判继承强制阐释的基础上,提炼公共阐释概念;立足汉语的传统转化,兼容中国古代训话诠释和义理诠释,权衡利弊,开辟“训话诠释学“新方向;破除学科壁垒,综合多学科资源和方法,为中国阐释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丰富理论启发。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生态环境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正式形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规范基石和实践场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是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路径依赖、推动“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升华的必然要求。其理论源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深刻法哲学与法治意涵,其实践基础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的创造性成就,其系统的规范载体是《生态环境法典》所确立的概念、价值、原则与制度体系。应围绕范畴论、价值论、体系论、制度论、方法论五个核心维度,系统提炼和建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
摘要:唯物史观,从生产劳动上解决的是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供给的关系。上升到哲学方法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可以纳入“需要和供给”分析框架,从二者关系来解读思想理论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供给。为深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理论需要和供给的辩证视角切入,既能立足需求侧,剖析时代发展新方位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供给提出的何以需要、以何需要等问题,又能回应供给侧,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供给短板和近十年来建设成就。由此,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使命,即是在实践中不断满足思想理论需要的更高层级要求,提高思想理论供给质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达到二者的动态平衡。在新时代,就是要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支撑,搭建思想理论需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供给之间的桥梁纽带,从而提高思想理论供给的自主创新水平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边疆危机深重,早期民族学家秉持学术报国的理想,深入边疆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开创中国边疆研究先河,学者们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理论构建与边界勘定实践,奠定了中国民族学与边疆学的学科基础。这一时期的边疆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与国家认同导向,一方面通过厘清“边疆”概念、梳理边疆历史、调查民族社会,构建起边疆学的自主知识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边界谈判、驳斥分裂思潮、促进民族整合,为维护国家主权与边疆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持。近百年来的学术探索,不仅奠定了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传统,也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与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与理论资源。
摘要:县域治理是观察“中国之治”的窗口,也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展开,县域组织体系、服务体系与控制体系不断完善,其治理方位也从传统县制向现代县制、从秩序功能向服务功能、从科层本位向人民本位转变。但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也通过目标设定、资源控制与标准规制嵌入县域治理,使得县域治理体制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化特征,导致其适应复杂社会需求的机制创新未能摆脱组织过密化、压力过载化与责任过泛化的治理困境,面临治理结构僵化、治理回应低效与治理目标异化的风险。这亟须从体制层面进行县域治理体系重构,推动县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从实践经验来看,行政上移、自治下沉与服务联结的单元体系,上下贯通、条块统合与多元共治的协同体系,压力均衡、权责对称与政经分离的权责体系,是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可能制度选择。
摘要:数字平台赋能智慧养老敏捷治理,契合了数智技术迅猛发展和养老服务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需求,成为当前智慧养老治理创新的关键议题。基于敏捷治理理论和各地实践,从“灵敏感知一快速响应—协调平衡—反馈优化”四个维度,系统解析数字平台赋能智慧养老敏捷治理的运行机理。实践中,数字平台赋能智慧养老面临需求识别不精准、服务响应不及时、协同共治结构不完善、反馈调适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梗阻。基于此,未来需通过提升智慧养老设施智能化水平、整合资源与集成服务、塑造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反馈与纠偏机制,推动数字平台赋能智慧养老敏捷治理行稳致远。
摘要:邻里是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基本单元,更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领域与微观基础。当代中国的城市社区邻里从单位制时期的生产生活共同体逐步演化成为利益松散的“孤岛式”生存个体,高密度集合式居住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公共参与的冷漠。为满足新时代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再造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邻里。通过构建“拓扑空间一孤岛式流动社会”的分析框架,分别从邻里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物质空间的再造三个维度,探讨重塑邻里的社会观念认知、地域性社会联结以及常态化社会互动,进而找回“附近”的可能。城市中国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充分认识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空间一社会"基础与治理模式的适配。
摘要:逻辑结构主义是一种强调逻辑的结构性的哲学观点,主张逻辑奠基于世界的形式结构和人类的认知构成与目标,并通过认知中介建立于主体可识别的形式结构。逻辑结构主义运用最大(同构)不变性标准界定形式结构性,以此为基础的逻辑法则具有高度普遍性与强模态力,能够作为逻辑有效推理的合适基础。通过梳理逻辑结构主义的理论渊源,并在与当代数学结构主义的对比中揭示两者在结构概念、实在论倾向及目标学科上的相似性与差异,逻辑结构主义界定了一个广泛的“真逻辑”谱系,排除了缺乏形式结构基础的逻辑系统。逻辑结构主义的本质体现为认知规范性与世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具有可修正性并深度依赖形式结构的理论基础。
摘要:休谟的“是—应该问题”凸显了规范性在哲学史上面临的奠基难题,该难题在当代演化论背景下愈发棘手。为应对此难题而提出的“二元本体、一元认知"框架,在本体论上以康德式二元论捍卫规范性无条件的约束力。规范必须稳定存在于所有理性存在者的公共理由空间,稳定性可由提取自康德普遍化法则的“理性自我否定检测”(RST)验证。在认识论上,改造丹尼特的自然主义进路,通过认知翻译把“应该”陈述翻译为特殊的“是"陈述,即“公共理由空间中,何种方案导向未来优化”的事实判断,判断由此被刻画为统一的认知过程,由“可辩护度量模型”(JMM)完成。框架的最终目的是扩展与深化所有理性存在者的公共理由空间,调和规范性的无条件要求与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认知进路,以回应休谟难题。
摘要:休谟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从“是”与“应该”的语言角度清晰括出事实与价值的实质分野,截断二者之间径情直遂的推出关系。“休谟断头台”在摩尔的理论中发展为至今势头不减的元伦理学理论。面对关于事实与价值分野的“休谟—摩尔命题”,人们提出了各种与之相反的“合派”观点,但分析表明,其各种论述皆难以成立:以为可以从“是”推出“应该”的反命题因在前提中暗含或塞入应然语词而无效;或存在混淆事实性规则与道德规范的语境失焦;至于以无纯粹事实或价值为论据的关于“是”与“应该”分野“崩溃”的断言实大而化之,非中肯之论。担心事实与价值之分将导致道德缺乏客观性也是不必要的过虑。在明辨“是”与“应该”分野的基础上强调二者之分的规范性理由,是拒斥自然主义还原论、捍卫道德从而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自足性。
摘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主体的农民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时代课题。本文遵循“历史规律—现实挑战—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的递进逻辑,观察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经“以工带农一以城带乡—以人为本”三阶段演进,探究从生存权保障、发展权拓展向全面发展权实现的内在规律,论证农民现代化是这一进程的必然指向。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主体性悬置、机制性约束、能力性短板与流动性张力四重结构性困境,实质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非对称演进。为此,文章建构思想观念、能力素养、权利体系、发展范式“四位一体”的农民现代化转型框架,提出“人支配物”的理论命题,阐明农民现代化是从传统依附向现代主体转型的时代变革。进而提出,应以“投资于人”为战略主线,通过赋权赋能、制度平权、人力投资与空间融合的系统性政策工具,推动农民从被动受惠者真正转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能动主体,为全球后发国家实现包容性现代化提供中国范式的理论参照。
摘要:家庭是乡村治理的根基,其功能状态直接关乎治理效能。现代化转型的深化,引发传统家庭结构嬗变与功能弱化,亲情联结松散、伦理约束淡化等深层问题,逐渐外化为乡村治理中的各类矛盾。然而,现有治理方法多游离于家庭维度之外。为此,在把握乡村治理问题家庭根源的基础上,以农村“断亲老人”失范行为治理为实践例证,提出乡村治理的“家”方法,通过激活家庭伦理价值、重构情感联结、补位功能缺口,将家庭维度深度融入治理框架,探索转型期乡村治理源头化解与长效推进的路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与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统文脉与现代转型的适配失衡。研究基于“文化共同体”视角,以国家级非遗“肉连响”为个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剖析其现代性重构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境况,可以发现,“肉连响"面临文化记忆断裂与本真消解、价值认同弱化与精神疏离、实践互动主体单一与协同不足三重困境。“迭代与升华”的实践理路要求应以“一核多元"坚守核心技艺根基,以“兼容并蓄”强化精神阐释与重塑价值认同纽带,以“中和位育”厘清职责边界并建立协同机制理顺互动网络。
摘要:数字产业化是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引擎。深刻剖析其内在构成,有助于更好应对实践中的产业风险。当前,数字产业化发展面临结构性效率偏差、空间性发展落差和阶段性效能约束三重实践张力,需立足数据要素产业化、数字技术产业化、数字产业集群化及三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系统分析实践张力的生成机制。据此,提出涵盖数据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创新、核心数字技术突破路径创新以及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创新在内的政策创新路径。研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发展、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数字生态融合共生,进而为更好促进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指引。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智能经济新形态是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经济运行体系后形成的新阶段发展形态。围绕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与共创分享等核心特征,构建“要素—组织—产业"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形成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研究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纵深培育需要制度供给、治理机制、技术支撑与主体能力协同发力。对此,应从夯实智能底座、健全协同机制、强化创新支撑和拓展应用生态等方面提出推进路径,以期为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摘要:国际经贸规则正经历深刻重构,呈现区域集团化、标准高端化、约束刚性化等新特征,为中国民营企业出海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机遇。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力军,其出海模式已从传统的产品出口、代工贴牌逐步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生态出海演进,但在国际规则重构带来的技术壁垒、合规压力、价值链重构等挑战下,仍面临核心竞争力不足、区域协同薄弱、合规能力欠缺等问题。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系统剖析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特征,构建规则约束、能力适配、模式升级的完整分析框架,重点阐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中国民营企业出海的新型模式,并提出加速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出海的系统化路径。
摘要:网络“黑嘴”利用互联网进行恶意造谣、敲诈勒索、炒作营销或泄密侵权,在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法益的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企业商誉人格权。商誉人格权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现行立法较为重视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对商誉人格权及衍生的财产权保护不足,因而需要确立强化商誉人格权保护的刑法理念。基于商誉人格权与市场竞争秩序法益二元论和还原论,需要对刑法中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简称“损害商誉罪”)的保护法益进行类型分析。针对网络“黑嘴”损害企业商誉人格权的行为,可将损害商誉罪作为主要罪名予以认定,同时也涉及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等相关罪名。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损害商誉罪的主要前置法,在该罪名认定中,须从主体要件、行为要件、罪量要件等方面实现顺畅的刑行衔接。同时,应强化网络平台对网络“黑嘴”的监管义务,实现多元监管与协同治理。
摘要: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竞争力,并非源于规则要素的简单叠加,而在于能否在程序准入、程序展开与结果实现的全流程中稳定供给过程性信赖。过程性信赖是当事人依托程序正义、制度信任与司法合法性形成的准人、参与及执行预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际商事审判领域的程序化呈现。优化程序准入规则的衔接性能够夯实当事人的进入信赖,强化程序运行中的释明义务与前置质量控制有助于巩固过程信赖,构建判决、调解、仲裁结果分类衔接机制可稳定结果信赖。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需实现从“规则存在”到“过程可依赖”的转变,才能成为国际商事主体更为信赖的争端解决平台。
摘要:佛教“本体心识”论,既揭示了哲学的认知与本体,也揭示了诗学的知觉与本体,因而具有诗学思维的特点。然而,这一范畴的理论建构却经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由胜论派的“自性”到数论派的“冥想”,再到瑜伽派的“内观”,直接影响了印度佛学的生成,一切有部及经量部由此完成本体心识的理论建构。中国佛教在建设原典的基础上,通过阐释现象与本质、法性,现量与境界、自性,心静与断灭、寂照的逻辑生成,说明心识与本体证悟、经验境界、心空智照的辩证关系。由此而使佛教心识论与诗学知觉论构成直接联系。其中,从发现自我到超越自我,复归精神本体;从超越自我到内观自我,直觉对象本体;从直觉判断到直觉本质,整合本体意义,是其诗学思维生成的理论三层。
摘要:梁鸿志旧藏王渔洋行书诗稿内《珠湖夜雨哭圣宜诗》一首于自伤中流露出讥讽和不平,悲哀中交织着失望和愤懣;《十一月十二夜纪梦》一首用纪梦的寓言手法曲折影射现实,其自编诗集都删而不存,手稿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真实的心态。梁鸿志购得渔洋诗稿后,题诗评泊,且盛邀当世名士题词,就历来有争议的渔洋诗学评价问题各抒己见,五年间陆续征得题词32家,无形中围绕渔洋诗学评价展开了一组以论诗诗写成的笔谈,内容涉及对王渔洋诗学倾向、价值及赵执信讽议的平章,透露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和批评立场,具有独特的学术史和批评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