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秦人经过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逐渐从华夏边缘融入核心。出土史料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细节与实态。西周中晚期,尽管秦人对华夏族群的核心周王室表示认同,但是金文显示,此时秦人仍被华夏族群视为边缘族群,被称为“夷”。春秋早期,秦人使用“虩事蛮方”来彰显此时自己已是非蛮夷族群。至春秋晚期,秦人又使用“虩事蛮夏”以显示此时秦人虽非蛮夷族群,但亦非华夏族群。从战国秦律中可以看到,战国中后期秦人已经开始以
明代文献中与丝纶簿相关的记载真伪错杂,莫衷一是。辨析相关史料可知,徐有贞“还簿阁中”是丝纶簿故事的起源,最初由祝允明在弘治元年所撰徐有贞传记中拟构,随后又衍生出杨士奇“失簿”的故事,二事在弘治、正德间盛行一时,由此奠定了丝纶簿故事的基础。嘉靖以降,明人结合时政制造出多种“失簿”“复簿”故事,并屡次援引此说以限制宦权,但均遭失败。丝纶簿故事源自正统七年王振崛起与天顺初年司礼监衰落的史实,其反复得失则
1911年年初,受东北地区鼠疫影响,京师出现染疫病例。在各方压力下,民政部作为主管机关,借鉴东北成法,采用西法防疫,通过设置防疫局、完善报告机制、纠偏行政疏失,逐日派检、区域封控等紧急措施,竭力避免京师重蹈东北初期疫情失控的覆辙,成功遏制鼠疫蔓延。然而,此期外交与内政问题错综交织,加之民众、权贵、报刊舆论的立场、利益与诉求各异,民政部的防疫举措被多方责难。舆论评价的分化,是外来防疫理念与既往习俗难
毛泽东在走向马克思主义前,曾经深受维新改良和民主革命这两种政治思想的影响。这两种政治思想既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又成为毛泽东实现思想上的继承和超越、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照系。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不仅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提供了典型个案,还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进程中的新陈代谢现象。因此,继续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需要从历史实际进程来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也需要
以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也依赖一定的技术基础以维系其组织的严密性与动员的广泛性。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而言,印刷工作在凝聚党员、维系组织、保持行动一致性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的大势中,机器设备、技术人员与基本物资的匮乏使中共的印刷工作遭受诸多限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中共在闽赣地区通过地方汲取、外地调配与资源再造等方式力图构建新的生产网络,试图最大限度地缓解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区街头宣传空间为中共提供了宣传渠道。街头宣传品散播成为中共地下党重要的革命宣传方式。在日常工作中,中共所采取的秘密分散散播方式,具有灵活机动、风险低的优势,但宣传动员效果有限。在追求城市革命暴动的政策导向下,中共中央在集会游行中倡导公开集中的散播方式,以期扩大宣传影响,推动政治动员。然而,这种散播方式组织要求高、资源需求大,而且面临较大的风险压力。从效果来看,尽管中共街头
19世纪末美国排华期间,华商在名义上是应被豁免的群体,但在入美过程中却遭遇了多重困境。在法律层面,排华法案在1884—1894年间多次修订,对华商入境的规定日趋严格,不仅将证明文件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且扩大了需要提供证明文件的华商范围。在实践层面,法案中相关术语的定义模糊、指代不明、自相矛盾等问题,让司法、行政部门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权与裁量权,他们从术语、签发机构、生效时间等细微之处着手,对华商提出了
德意志宗教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闵采尔,曾在1520年5月至1521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国城市茨维考的牧师,并先后与当地的方济各修会、人文主义牧师艾格拉努斯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城市内部分裂和动荡,引发了该如何看待和处理闵采尔的问题。闵采尔问题既是一个宗教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涉及当时行会、议会和邦国诸侯的各自立场与权力关系变化。闵采尔的支持者以手工业者为主,他们借宗教立场表达对社会贫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史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对“贾谊之死”的书写不尽相同。贾谊之死应该是匈奴侵边、黄河决堤以及谪居长沙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司马迁在贾谊文本中投射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创伤,运用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等叙事手法,放大梁怀王坠马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凸出贾谊敏感脆弱的文人形象,将贾谊悲剧塑造成为典型的性格悲剧,生成集体记忆的源头和主文本。透过贾谊之死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观察
史料自觉、方法自觉和阐释路径是在历史研究中开展视觉性实践的三个方面,它们在历史研究中推进以跨学科为特征的视觉性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有从历史研究的技术层面(如批判性视觉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层面(如美学层面的形象思维和形象建构)着手,养成文化史语境的自觉意识,树立材料平等的观念,才能真正“解密”形象材料,最大限度地发挥形象材料的独立价值与历史价值,进而在文化传承继替的时代语境下,“发明”形
在《犹太战争》的历史书写中,约瑟福斯同时具有“下笔人”和“笔下人”的双重身份。从情感史的角度上看,“下笔人”约瑟福斯以“后见之明”的方式,通过写作“笔下人”约瑟福斯应对战争中不同群体势力的复杂策略,体现了对犹太叛乱者的憎恨、对犹太民众的怜悯、对罗马人的尊重等情感体验。他在历史反思中实现了一种向内的归因,认为犹太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在写作战争史这一经典的古代史学的写作类型时,约瑟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