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人宗教观念中是否只有帝信仰,而没有天信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涉及中国天命宗教思想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信仰是周人特色,商人仅有帝信仰。不过,非王的午组卜辞中有祭天现象,也有“天戊”等以“天”美称祖先神的情况,说明午组卜辞主人存在天信仰。到了商末,黄组卜辞中的“天邑商”并非“大邑商”,而是天建商邦的意思,是商王在此时也有天信仰的证据。大量帝乙帝辛之前的王卜辞中只有帝信仰材料
[摘 要]在黄河夺淮的进程中,地处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地区是受灾最晚,灾情却是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以统计和重建黄淮水灾时空序列为基础,发现明清里下河地区的黄淮水患演变呈现五个阶段。其中,明正德年间水患开始趋于常态化,明嘉万与清康熙年间先后出现两次高峰。但灾患的相似并不意味着灾情的相当,总体上清代灾情的下限要高于明代。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水灾肆虐的另一面正是水土环境被重塑的过程,在里下河地区大致有三种演
[摘 要]同光年间,抑制罂粟泛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清廷查禁本土罂粟种植的同时允许洋药纳税贸易,这一矛盾政策导致外省督抚禁弛态度游移。丁戊奇荒爆发后,种植罂粟造成的粮食减产问题凸显,西北省份对罂粟查禁更趋严厉。晋陕两省督抚有意将禁种罂粟与禁烟要政相区别,依据地方实情进行自我决断,反映了区域应对的特殊性和个性化。从灾荒背景下透视国家禁政的推进,可见督抚治理受到筹饷、民食等因素的牵制,
[摘 要]张之洞、端方以鄂督、鄂抚身份共事近三年间的人际关系,是清末新政时期同城总督、巡抚关系的一个缩影。张之洞素来赏识端方并举荐其抚鄂,两人共事初期关系尚称融洽。但好景不长,端方因不满张之洞大权独揽而生怨,屡屡私函军机大臣荣禄揭批张之洞鄂政不是。张之洞调署南洋后仍不忘鄂事,托付梁鼎芬汇报鄂局形势,以“正任湖广总督”身份遥制鄂政。兼署督篆的端方不乏向张之洞请示汇报的一面,但更有自行其政以及秉持“节
* [摘 要]1942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曾是一场众说纷纭的罗生门,因日本方面有意歪曲,该事件的最初报道与事实出入甚大,直到香港军事法庭对相关战犯审判工作完成后,背后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二战结束后不久,修正日本扭曲的社会记忆及推进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成为中英两国间的共识,但受历史环境和国际关系制约,国民政府与英国在交涉过程中不乏试探与博弈,友善的初衷浮于纸面。随着历史不断沉淀,在新千年
[摘 要]1867年,《资本论》德文版出版后,引起了俄国民粹派的关注。1872年,在民粹派学者丹尼尔逊的努力下,《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出版,在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同时,更得到了马克思本人的认可,俄国思想界围绕该书及其理论观点出现了大量述评文章。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的支持下,丹尼尔逊于1885年和1896年相继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作为《资本论》的第一个外译版本,其俄文版在
[摘 要]10世纪越南进入自主王朝后,统治者开始以佛教立国。在之后的四百余年间,以佛教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儒学因素。15世纪建立的后黎朝重新以儒学立国,逐渐建立起以对中华文化认同为基调、以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格局。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认同为越南在15—19世纪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宗藩关系奠定了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基础,同时越南以儒学为理论体系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的
[摘 要]1983年大选的失败标志着工党战后以福利国家和国有化为基础的政策框架已经无法适应20世纪末期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党内面临严重的价值观和选举危机。新任党魁尼尔·金诺克在弥合党内分裂之后,于1987年开始筹划并开展政策反省运动。政策反省运动用社会所有制代替公有制,寻求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间的平衡,肯定了自由市场在投资和福利供给方面的积极作用。政策反省运动打破了战后工党政策基本框架,为后续
[摘 要]苏轼省试时的“《春秋》对义”,不是省试科目之一的墨义试,亦不是“说书举”,而是始于宋仁宗景祐年间的“经术取士”别奏名科目试。此科以考试“大义”为主,是一种在提倡“经义”考试的背景下,对参加进士科和诸科考试举子的补充性科目。“说书举”开始于天圣四年,以国子监考试经书讲说为主,与“经义取士”科目不同,只是在报考资格方面,与“经义取士”科比较相似,致使后人将两科相混淆。苏轼省试时“《春秋》对义
[摘 要]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封建话语展开了新的争论,固有的概念体系受到了置疑和解构。基于不同的学术史传统,当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封建话语格局。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封建概念引入世界史领域,运用其所揭示的“帝权悖论”现象分析加洛林政治,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依据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可知,加洛林王朝也存在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封建之制,也需要通过封建家产与公益之间的转化以便赢得合法性。以中
[摘 要]西方学界有关奴隶制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路径上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启蒙时期知识界的主流趋势是从法律和经济等角度表达反奴隶制的意识。19世纪受废奴主义思潮影响,西方学者往往将奴隶制视为“道德毒瘤”,从伦理道德角度抨击奴隶制。20世纪前半叶,受冷战影响,奴隶制问题成为意识形态对决的工具,西方学者倾向于否定奴隶制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20世纪70年代,摩西·芬利构建的概念框架扭转了基于道德判断和意识
关于蜀汉的官制,自清代及今,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多将蜀汉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支流”,以魏晋的视角来看蜀汉,忽略了蜀汉制度的独特性。事实上,蜀汉制度上承东汉又有所发展,在许多细节上与魏晋不同,参军一职便是非常典型的个例。探究蜀汉参军的性质和特点,对理解蜀汉官制的独特性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一 参军的出现及其在蜀汉的发展历程 对于参军的前身“参某军事”的记载,始见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