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周天子祭祀是王权的具体运作形式。天子祭祀规模盛大,参与者包括王族子弟、内服王臣、外服诸侯、殷遗民等不同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家一姓的血缘壁垒,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管是与祭者的选择、祭品的征集,还是祭祀中的各种仪式及相关政治活动,抑或是祭祀后的赏赐,周王都通过这些环节与各级贵族建立了直接联系。祭祀构建了王权的行使空间,这一权力空间适应了西周早期完善政权的需要,因此西周早期祭祀最盛。随
[摘 要]宋代官制复杂多变,俸禄的发放原则即是其中之一。北宋前期,宰相具有专属使职俸料,直接导致其不再依本官、兼官领俸,这是“从一多给”给俸原则的隐形表达。在面对多元俸料选择时,选人等官员亦遵循这一原则。从一多给原则在实践中形成,应用于官员经济待遇的诸多方面,通过《嘉祐禄令》得以制度化呈现,并对之后的俸禄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是两宋时期给俸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照顾了“品位”与“职位”双重因素,又将
[摘 要]宋代士人对地方祠祀的整顿中,最受学界关注的莫过于毁淫祠的各项举措,其实质是以打压、禁止的手段去整肃、清理地方信仰世界。与此相对应,也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是,南宋理学士人在地方祠祀中意欲“立”的一面,即主动确立并推广符合儒家规范的祭祀活动。以朱子及其后学为核心的南宋理学士人,为重振州县社稷祭祀做了大量努力。他们的重振行动与毁淫祠共同构成了清理地方祠祀,推进地方信仰世界“儒家化”进程的两翼
[摘 要]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参与并主导了本朝开国史的书写与构建,这是历代开国史上极为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一方面,明太祖对“开国记忆”实行严密控制,直接造成明初史学不兴、史料的匮乏单一;另一方面,他勤于笔述,亲自记述开国史事,留下大量的原始史料。明太祖的开国史撰述,所涉文体类型丰富,数量极多,多数还是一手的独家材料,奠定了明朝开国史书写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这些御制文字,既有较强的
[摘 要]日本割占台湾后,于1899年在台北设立台湾银行。该行随后不断向邻近的华南扩张营业网点,成为近代日本侵略华南的核心金融机关。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银行为进一步配合日本政府对江西的侵略计划,在前期调查显示难以盈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在九江开设分行。九江分行的设立遭到江西人民的强烈抵制。但台湾银行仍依靠雄厚的资本,成功侵入当地金融市场,成为日本在江西扩张商权、攫取南浔铁路利权等侵略行动的金融支柱。一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之所以在1923年年初成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焦点,正因其亦为新学制课程改革之重心。胡适、丁文江在1923年年初挑起论战,有组织地批驳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是为了争取即将在新课标指导下接受教育的学生,创造有利于科学教育的舆论。反过来,论战亦可被视为关于修身科存废问题的思想或哲学争论。胡适等人通过论战来宣传普及科学教育理念,张君劢等人逐渐领悟到论战在教育改革上的意义,开始力倡玄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北四行”准备库决议仿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国家银行发行暗记券,以应对市场危机与时局动荡。为推广中南暗记券,准备库构建一套独特的领发制度。其首要特征为形成以四行领发为主、分库自发为辅的内部领用机制。其次,准备库和四行还分别与其他行庄签定领兑合约,助推暗记券流通至边远地区或基层市场。这种多层次、多渠道的领券发行制度,迅速扩大了中南暗记券的发行规模,拓宽了流通范围,从
[摘 要]战后无锡蚕丝业复工面临的困境和进路,与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密切相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促进无锡丝厂复工,利用接收的日伪企业设立中蚕公司实行统制,以推进工业建设。统制过程中,因无锡蚕丝的生产和销售端分离,加之海外市场不振,导致无锡蚕丝业陷入困境。为此,国民政府成立统制为主体的蚕丝产销委员会,旨在强化统制解决以无锡一域为代表的蚕丝业困境。蚕丝产销协导委员会通过把控原料、限定茧行进而议价
[摘 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国际社会希望尽快停火的呼声高涨。印度趁机借助自身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争取中立主义国家和大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支持,在联合国内形成了一股推动朝鲜停火的重要力量。印度为了促进中美双方停火,居中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然而,这次停火最终未能成功。其中,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都没有准备停火,也无意接受联合国的调停;另一方面,支持停火的多数国家态度并不坚决。在美国的压力下,英联邦国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印度对华战略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曾被其视为战略伙伴的中国逐步被认定为最具威胁性的战略对手。基于这种认知,印度走上了“以侨制华”的道路,试图利用反华排华活动向中国政府施压,逼迫中国在相关问题上妥协退让。持续的排华运动不仅导致印度华侨社会深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而且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矛盾愈发复杂尖锐。 [关键词]印度;战略认知;排华运动;
[摘 要]《读史》一诗以文学化的手段典型反映出王安石的史学观,但是只有结合该诗文本本身、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以及王安石史学观对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准确的解读。就文本本身而言,《读史》从历史记忆、历史记载、历史评价、历史研究等多个角度对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提出质疑,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出于变法的现实需要,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并将历史及其经验的总结视为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英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英国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大萧条年代,左翼学者从阶级史视角建立了大萧条的历史叙事框架和苦难基调。经过二战期间左翼历史书写的层累叠加与二战后工党政治话语的强化,英国学界确立了大萧条历史的“消极叙事”基调。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史学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修正主义历史学者试图推翻左翼史学主导的大萧条历史书写范式,并赋予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