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秦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族群形象,多次被他者塑造为“秦夷”“秦戎”乃至“虎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者对秦人族群身份的建构。其背后蕴含着特殊的历史语境:“秦夷”“秦戎”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早期,因文化习俗差异而受到歧视;“虎狼”为战国中晚期合纵家刻意放大秦与东方诸国的差异,以煽动广泛的仇秦情绪而实现联合抗秦。在这一过程中,秦人也不断地展开自我族群身份建设:早期经历了从“嬴族”到“秦人”的转变
[摘要]:绥和元年二月,汉成帝立其所中意并得到中外朝重臣推戴的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由于其自认为主导着朝政,接下来在处置后续事务时显得颇为从容与自信。及至该年冬淳于长案发后,随着案情的发展,让成帝察觉自己为诸权贵所算计,遂对政坛展开大清洗,如严惩淳于长、王立及其亲党,逼丞相翟方进自杀;对刘欣及其外戚严加约束,如立刘景为刘欣的父亲刘康的继嗣,要求刘欣入居太子宫,仅令傅太后得与其相见;并将自己所亲信的大
[摘要]唐宋时期,矿冶生产与管理机构依矿产品种、管理方式不同称作监、场、务等,而冶场则是最基本的生产与管理单位。唐前期,属于少府系统的冶监掌铸铜铁之事,诸冶监辖有若干矿坑;唐后期,冶监、冶场由盐铁使与府州共同管理。冶场设立之初是管理矿冶的专门机构;后来逐步管领坑、冶所在地及其周围地区的乡里民户,发展为县级行政管理机构,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直属所在的州,然在生产管理上仍接受监的指导监督;在宋代成为专业的
[摘 要]北宋衙署流行的御制官箴是宋真宗《文臣七条》。《文臣七条》的推广以朝辞颁赐为主,以刊石、书壁、题屏等景观化手段为辅。所谓“太宗御制戒石铭”,完全是宋高宗为建构政治合法性一手炮制出来的。《戒石铭》炮制的所有环节,刚好都契合高宗的知识视野。宋高宗借“太祖誓约”宽慰了文武百官,又想借“太宗御制戒石铭”安抚百姓。随着高宗御制《戒石铭》的强力推广,宋真宗《文臣七条》逐渐受到冷遇,并最终走向没落。不过
[摘要] 1881年李鸿章批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六条”禀请,授予该公司在华海线独占权。此事引发英美各国交涉。交涉中,李鸿章运用“以夷制夷”等羁縻之策,维系与大北电报公司的特殊关系,通融美方太平洋线诉求,借助大北电报公司,抵制英方设线。但由于总理衙门前允英方设线及英大东电报公司迅速架设港沪海线之举,羁縻之策未能制止英方对华的利权侵夺。李鸿章转而采用盛宣怀的策略,支持中国电报局自设沪粤线,以维护利权。
[摘要] 1939年,日本于沦陷区内掀起大规模反英运动。在日本的主导下,各地伪政权纷纷参与,反英运动的范围及形式不断扩展。以天津租界事件为标志,反英运动走向高潮。日、伪操纵民意,组织开展抵制英货及罢工行动,使得英国在华的权威和利益受到重创。在英国的一再交涉下,日本综合考虑美国的反应和局势的变化,最终调整反英策略,反英运动也逐渐消弭。反英运动的系统推进与伪政权的自我考量,可以视为抗战期间日伪关系的缩
[摘要]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为了筹集保卫团经费,决定加征娱乐税,即税率由原来的30%提升至50%,自1946年2月1日起实施。消息一出,戏剧、电影、话剧等娱乐业以所征税率过高、观众负担过重、影响营业为由,纷纷向市政府请愿,期望政府收回命令,按原税率执行。但市政决议,不可能立即变更。于是,对此加征税率,电影业拒不执行。后经多次交涉,市政府才允准电影、戏剧等业按40%征收,话剧业按30%征收。然而,
[摘要] 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第一波女权运动浪潮,波兰裔女性欧内斯廷·罗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罗斯虽然在欧洲长大,但深受美国革命的影响,推崇《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话语。在英国,罗斯受到欧文主义关于女性财产权和性别平等关系思想的影响,前往美国后投身于争取女性权利的社会改革运动。内战前,罗斯致力于从法律途径推动纽约州已婚女性财产权的确立,为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突破财产资格的限制。罗斯的国
[摘要]在苏联研制核弹的过程中,德国东部的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苏联启动“铀工作”,因国内铀矿匮乏而将目光投向德国。二战结束前夕,苏联开始在德国东部探查铀矿及其富集物。战后,苏联在占领区内开展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并于次年在萨克森州取得重大进展。1947年,由苏联控制的维斯穆特公司成立,并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苏联核工业体系中最大的铀矿基地。在1953年该公司转由苏联与东德合营之前,苏
[摘要]人类历史有多重面相,大大小小,虚虚实实,势必要求史家具备观察和建构的多重视域、格局、径向。为此,理想的史学研究可以分成经验的、方法的、思想的几个层级,以达到高屋建瓴地从全局把握历史脉络的目标。这种理念下的区域史研究,通常从“微观”的实证研究发端,在“中观”环节运用各种提炼、提升的方法,如经典的“施坚雅模式”便是有效地将文献信息整理为分析层级的一个典范,以期达致“宏观”上的整体呈现。时下,全
[摘要]从中世纪开始,纯洁派几乎一直以宗教异端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当中。然而,在这一固有观念之外,16、17世纪的法国新教曾凭借历史书写为纯洁派制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将其从邪恶的异端转变为真正的基督教会的守护人和殉道者,从而为后世对纯洁派的多重认知奠定了基础。纯洁派这一新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在与天主教思想对抗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方式,而在它背后,是日渐成熟的改革思想为之提供的理论支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i Valentlnovich Plekhanov,1856—1918)为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研究,“五层次论”是普列汉诺夫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是其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层次分析理论,研究社会结构问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将政治制度与社
佛道论衡是我国中古时期政治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及至北宋,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借道教为自己的不正常继位提供君权神授的依据,从而使得朝政更与道教纠缠在了一起,并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参见吴铮强、杜正贞:《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宋徽宗试图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的努力虽然最终失败,却给后来的佛道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僧道在礼仪场合班位的变化就是一例。本文拟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