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言模型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史无前例的技术成就”(孙茂松),因为这使机器真正能跟人自由对话了。先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具体到汉语就是中文信息处理,其目的就是要让机器能理解我们人所说的话语,反过来又能生成让我们人能接受的话语,以实现“人机对话”。为达到此目的,上世纪70 年代解决了“字处理”问题;80 年代进一步解决了“词处理”问题,包括分词和词性标注;90 年代逐步解决了“句处理”问题,包
陈 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 传统语言研究大多专注于语言本体。1960 年代开始,社会语言学渐渐成为国际主流语言研究的一部分。1980 年代之后,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兴起,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学术期刊也经常刊发高质量的社会语言运用调查报告。2000 年之后,以中国语言运用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语言研究的社会效用的语言生活研究,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与本体研究齐头并进,成为中国语言学研
周庆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作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年年参与绿皮书的编审工作,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 年。《语言战略研究》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20 年”多人谈专栏,约我谈点想法。思来想去,还是跟皮书战线上的新朋友聊聊绿皮书撰稿的“问题驱动”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 语言生活就像空气和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世举(武汉大学文学院 / 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有数千年历史。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其初衷就是要解决跟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语言学几大发祥地,基本上都是出于典籍诠释、哲学思辨、语言教育、政治诉求等客观需要而开始研究语言的。 可以说,“语言为用而生,语言学为用而兴”。从总体上看,数千年来,服务为本、经世致用一直是世界语言学的主流传统。 然而,自形式主义语
赵守辉(挪威卑尔根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为全世界 LPP(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语言政策与规划)同仁贡献了无比丰富实践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迥异于他者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任何LPP 的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皆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这里我们试通过对语言定义所反映的语言对立功能的解析,为理解中外LPP 研究取向的不同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刘海涛(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有一篇我写的《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为什么在有关中国语言生活的报告中要提及国外的事呢?这是因为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50 年代的西方国家,也因为人类有意识改变语言功能的活动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了解国外的有关情况,可能有助于制定符合规律和更有效的语言政策。20 年间,随着大量国外语言规划著作的引入以及众
方小兵(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关于语言生活概念,李宇明教授的经典定义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该定义不包括语言规划的“各种活动”。这或许源于一种逻辑上的谨慎,即为了避免将“对语言生活的规划”视为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混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然而,主客二分的视角显然是人为且主观的。事实上,许多概念本身就兼具主体性和客体性,例如文化传播和宗教信仰。语言规
董 洁(清华大学外文系)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在过去的 20 年间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著作和论文,也将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民族志研究在中国语言生活领域是一位“后来者”。 相较于经典的质性、量化、实验等研究方法,民族志以其重视田野工作、探究语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等特点而独树一帜。民族志倡导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通过长时间沉浸式的田野工作,全面理解和分析研究对象的语言、社会和文化现象,归纳
提 要 “语言生活”这一词语,尽管在中国已经使用了70 来年,但它作为语言规划学的基本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得到深入阐发,则是近20 年来的事情。近20 年来,语言生活的研究硕果累累,有效推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进步。其一,重新定义了“语言生活”的概念,深入了解了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生活状况;其二,集中开展了语言生活一些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如语言生活和语言舆情的监测与研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维护、语言扶贫
提 要 当前,中国语言立法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系统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强、内容有局限等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推进新时代语言立法,需要加强语言功能规划研究。语言功能规划是关于多语言多功能的发挥场域、实现路径、关系协调等的规划,强调多语言多功能的有序而充分发挥,为构建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体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语言立法的核心任务是确立语言政策体系,核心功能是为国家实施语言战略提供法律保障。语言功
提 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中国语言生活依法治理的基础。该法自公布、施行至今25 年,对该法的研究可分为法律解读、“良法”讨论、“善治”转向3 个时期,呈现语言研究和法律研究两类视角。学界对该法的角色地位、主要功能、对象范围、特点原则等达成了基本共识,在以下方面则尚存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概念及界定,汉语拼音的地位性质与使用范围,语言权利和义务,“软法”属性,“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外国
提 要 学界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改的研究,从注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发展到重视语言权的保护,再发展到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作用,形成了朝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发展的修法共识。从国家认同语境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修改应从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入手,着重解决以下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法律上应该具有何种地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该如何学习和使用?对
提 要 语言立法是对语言的地位、权利、使用、发展、保存和保护等进行调节的法律行为,是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法律形式上的集中体现。俄罗斯的语言立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相对较为完整和系统,既有国家层面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国语法》《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等专项立法;也有地方层面各共和国的相关立法。长期以来,俄罗斯的语言关系中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如对各共和国国语的学习应遵循义务性还
提 要 本文在现代大语言模型语境下反思语言学研究的两种目标之争:精确描写(语言事实,how)还是科学解释(语言能力,why)?以此为中心,讨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并考察了ChatGPT 能否捕获长距离依存、能否理解句法与语义分离的句子、对语言的科学解释与精确描写是否对立。得出的结论是:(1)ChatGPT 等大模型能够超越马尔可夫过程模型,来捕获语句中不同词语之间的长距离依存关系;能够隐式地学习基
提 要 随着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应用方面取得极大成功,语言官能是否为人类独有的问题引起热议,国际学界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认为,大语言模型语言理解和产出方面达到了媲美人类的水准,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甚至足以取代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地位。另一方则认为,人类语言习得“刺激贫乏”但生成能力惊人,而大语言模型“学习”语言依靠输入海量数据,因此,它无法对人类语言的本质问题给出
提 要 “人工智能教父”辛顿对乔姆斯基的批评,值得语言学者思考:大语言模型究竟在哪里挑战了语言学?本文讨论以下问题:(1)搞大语言学还是小语言学?这一问题涉及语言学研究对象拓展和研究范式转换。当前特别需要把小语言学观念转变为大语言学观念,建立基于数据和概率统计的多学科、跨领域的科学观。大语言学向外融合文、理、医、工等多学科,向内跨越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多领域,海阔天空,大有作为。(2)语言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