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博弈及以援助为工具的影响力竞争是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现实问题,但援助竞争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尚缺乏充分研究。文章基于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的思路构造援助竞争指标,首次将东盟“中心性”纳入分析框架,实证探讨援助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出口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援助和援助竞争不仅能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出口绩效提升,而且有助于其偏向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优化。机制检验表明基础设施在援助和援助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出口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并提升援助与援助竞争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东盟“中心性"理念下援助竞争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启示,受援国独立性和大国间的平衡有助于受援国驾驭援助竞争、发挥援助的发展效应,促进其出口绩效的改善,提升国际发展政策的效果。
[摘要]自2022年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积极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在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取得实效,逐步构建新型安全合作机制,呈现在倡议推动下的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等鲜明特点。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还面临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南海问题安全风险升级以及安全合作战略互信不足等挑战。为深化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应从多方面综合着力提升合作质效:一是协调地区安全机制;二是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三是塑造南海和平稳定局势;四是以共同发展促进安全合作。
[摘要]印度的“东向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旨在加强与东南亚及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提升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莫迪政府于2014年将该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除了继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还积极拓展与东北亚国家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在经济合作方面,“东向行动政策”促进了印度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尤其是在能源、机械、电子及钢铁等重要领域,双边贸易增长显著。然而,鉴于印度与东盟在矿物燃料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等领域的经济结构高度相似,双方在某些领域存在贸易竞争。印度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政策执行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也制约了外资流入,并影响了双边合作的稳定性。尽管印度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并非直接针对中国,但在南海问题及对华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印度试图通过“东向行动政策”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提升自身的战略自主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竞争压力和地缘政治博弈的不确定性。
[摘要]2025年是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35周年。在过去35年的交往实践中,中新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经贸合作量与质同步提升,人文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两国建交以来取得的多维度合作成就,得益于3个方面的经验。一是两国建立了务实灵活的合作机制,确保合作项目协同推进。二是两国能够携手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变化,在每个发展阶段推出符合各自发展需要的合作项目。三是两国能够在合作中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营造舒适的合作氛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单边主义和大国博弈等多重挑战,中新两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致力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迅速发展趋势下,中新两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智慧城市与5G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具备协同优势,同时在绿色金融、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技术转移、气候治理议题上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新友好关系根植于两国人民在历史、文化和血缘上的深厚渊源,两国有望以青年为重点强化人文纽带,为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原因是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党内治理体系。自1954年成立至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初步形成了“理念—制度一行为”相互支撑的内部治理范式,在党内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使政党肌体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从而持续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效能,获得了多数新加坡人的信赖与支持,夯实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其中,理念治理的核心在于思想引导与教化,人民行动党强调“为人民行动”“精英政治”"清正廉洁”等理念的潜移默化影响,试图通过政党价值观的内在塑造,强化全体党员对政党使命的理性认知与行动自觉;制度治理的要义在于建章立规,人民行动党确立“中央—支部"两级组织架构,制定“普通党员—干部党员”分类管理制度,较好地实现“党纪—国法”无缝衔接,奠定了政党组织与运行的合法依据;行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规范有序,人民行动党注重流程化管理,分别聚焦“上下一体"沟通、“内外一体"选才和“党政一体”监管等重要环节,建立科学有效的党务工作机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内治理实践所体现出的自我检讨文化、刚柔并济发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等特征,对其他国家政党的自身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摘要]红海危机的发生及持续发酵对全球航道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产生了极大影响。以此为背景,文章以新加坡为例,探索红海危机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并剖析新加坡应对红海危机的举措,从长远角度审视红海危机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就地区国家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全球形势下应对红海危机进行更多的思考。
[摘要]2006年8月3日,中国西南大学与泰国孔敬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揭牌,开启了东南亚孔子学院建设的先河。截至2024年8月,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已建立了近50所孔子学院,开设了40个孔子课堂。东南亚孔子学院整体运营状况良好,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孔子学院”“特色孔子学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与建设环境。文章通过文献及数据分析和实际调研,回顾与总结近20年东南亚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阐述孔子学院的国别分布、中方合作院校区域分布及特色孔子学院建设等,分析东南亚孔子学院建设存在不平衡性等困境,提出东南亚孔子学院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展望。在未来发展中,东南亚孔子学院应紧紧把握文化交流、教学质量、合作网络和市场需求等关键要素,朝着国际化、本土化、现代化及特色化方向创新发展,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文章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3个东南亚国家的292位华人及新移民的多语能力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东南亚华人普遍拥有多语能力;华语、英语能力相对较好,在工作中使用最多,属于第一层级的语言;第二层级基本范围是当地主流语言;第三层级是汉语方言,使用较多的是粤语、福建话和客家话。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都应该意识到多语能力的重要性,珍惜、重视多语能力,积极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多种语言资源,更有效地提高语言资源价值。
[摘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思考区域合作与繁荣发展的中国方略。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在发展中演化出独特的文字,孕育出多元的文化,一同构成颇具特色的亚洲文明。文章探讨文字、文化、文明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所在,剖析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上述三重维度面临的现实境遇:文字互通有限、文化“近而不亲”文明样态各异。为此,构建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应夯实语言文字推广、促进文化传播交融、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进而着力保障中国一东盟“可持续沟通”,尝试优化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努力打造中国—东盟“对话式文明”,为构建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指南。
[摘要]东南亚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点地区,RCEP的签署与实施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的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得以在东南亚市场实现快速扩展和产业链的有效构建,得益于RCEP的关税减免、原产地累积规则及投资贸易便利化等优惠政策。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与供应链优化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东南亚市场的地位。展望未来,应依托RCEP,持续优化产业链布局、加强本地化生产与市场营销、推动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对接,以确保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在经济数字化转型浪潮下,伴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倡议,东南亚国家开始积极探寻跨境经济数字化税收政策改革的道路。在改革进程中,东南亚各国在征税对象、税率、税基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跨境经济数字化税收政策改革不仅为东南亚国家带来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税收公平和重塑数字经济竞争格局等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技术难题频现和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等多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