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
摘 要: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包括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兴、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摘 要:船山之学在沉寂多年之后迎来影响力的提升。在封建王朝走向崩溃之际,作为进步思想,船山学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楚乡贤集团发掘出来进入国人视野,并在谭嗣同等进步思想家的推动下名闻海内。民国以来,中国哲学学科逐步成立,船山学被纳入哲学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渐受到重视,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潮,逐渐从宋明理学的余脉中脱离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
摘 要: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
摘 要: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并称之“如其仁”,但又批评管仲之“器小”“不知礼”之后,历代儒家对管仲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对管仲多有批评,忽视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其二,汉唐至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为“仁”,或同时又认为管仲有“器小”“不知礼”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脉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有“仁之功”,虽并非“仁人”,但与之密切相关。新
摘 要: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 《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 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
摘 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
摘 要: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
摘 要:“用心若镜”是理解《庄子》心灵境界论的重要语句,为历代学者所关注。通过回溯注庄史上诸家之说,结合《庄子》全书对心灵境界的相关论述,以“用心若镜”所建构的喻指关系为切入点,可知“用心若镜”的目的在于标榜如镜之心,揭示如镜之心具有“静”“明”“虚”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辅以“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的佐证,如镜之心的三个特点呈现出递进关系:如镜之心因“静”而“明”、因“明”而“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