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是当今世界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一个更加稳定、紧密的中欧关系,攸关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历史广度看待中欧关系。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为中欧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提振信心和开辟未来指明了方向:中欧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对话合作,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从文明维度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向全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 “美美与共青年
2021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变局、顺应人类进步潮流,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为新形势下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辟光明前景。2024年5月5—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双边关系再发展,推动中欧合作再出发,积极倡导“三大全球倡议”,为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欧在“三大全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通过不断扩员和转型拓展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追求所谓“全球北约”目标。北约虽自称“防御性政治军事联盟”,但在其75年历史中,一直践行对抗性、扩张性和排他性安全观。北约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危机管理,对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严重挑战。北约东扩加剧了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困境,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崩塌的重要原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进一步北扩,使欧洲安全格局的对抗态势更加严峻。北约“亚太化”更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其实质是服务美国的“遏华”战略目标。“全球北约”标榜寻求扩展和平,但却因固守排他性冷战思维,给地区安全格局和国际安全秩序带来极大冲击。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孕育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基因,推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探索中形成和发展。冷战期间,由于依附美国以及存在内部分歧,欧共体难以形成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与北约的关系也极不对等。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战略自主”概念的提出,在理念、能力建设及行动层面催生并重塑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随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及防务能力的增强,欧盟和北约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协调的框架,以发展二者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伴随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延宕,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呈现出“联盟化”趋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正欧盟—北约关系的不对称性,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双方关系未来之路不会平坦。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的命题,德国外交战略转型进程由此开启。德国外交战略转型表明,德国开始从“文明力量”迈向基于现实政治的“建构性力量”,其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在角色定位方面,德国意欲担当欧洲安全保障者;二是在计划和目标方面,德国推动了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重新定向;三是在涵盖的议题方面,德国强调“综合安全观”。德国外交战略转型将在本国、欧盟及全球层面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推动德国战略文化的调整、夯实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以及促使德国谋求成为国际秩序建构中的领导力量。面对国内克制力量的牵制、相关欧洲国家的疑虑及对美国的依赖,德国外交战略向“建构性力量”转型具有很大挑战性和局限性。
【内容提要】中法建交60年来,双边关系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两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铸就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互利共赢、协同前行的双边关系典范。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也受到诸如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欧洲地缘环境变化、法国政治格局调整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未来,中法应排除干扰、求同存异,继续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坚持伙伴关系定位,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乃至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内容提要】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边贸易谈判模式要求世贸组织(WTO)所有成员协商一致达成一揽子协议。仅由部分成员参加并通常针对单一议题的诸边谈判模式具有明显效率优势,有望取代多边谈判模式成为WTO规则发展的主要途径。诸边谈判及开放式诸边协定在WTO体系中具有合法性,但也应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加以明确,并规定诸边协定与WTO体系的衔接方式。硬性规定诸边协定的多边化会妨碍WTO规则的发展。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中国一直在诸边谈判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内容提要】美国对外贸易战略正经历重大调整,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战略。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格局调整的产物,其目标是保障美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进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美国此轮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国内政治考虑成为首要因素,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安全化倾向严重,扩大了盟友间贸易,更加突出进口替代和产业扶持政策。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影响深远,在国家层面,改变了各部门间的贸易决策职责以及不同群体和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在全球层面,不仅促使地缘和全球经济竞争加剧,更给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内容提要】巴勒斯坦派系众多、矛盾复杂,但主要矛盾体现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法塔赫与哈马斯在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分配和双方关系等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终演变为2007年巴勒斯坦内战,导致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割裂。巴勒斯坦派系矛盾受到中东地区矛盾的影响,二者叠加交织使巴以问题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结束巴勒斯坦派系纷争,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努力。
【内容提要】自印度独立以来,国民大会党(下称“国大党”)的领导体制就与以尼赫鲁—甘地家族为核心的家族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未能实现领导权更替的制度化。自索尼娅·甘地担任党主席以来,国大党家族政治下的领导体制呈现出双头领导模式的特征。双头领导模式分散了党的最高决策权,削弱了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权威和问责制,是2014年以来国大党组织力量不断衰落、选举相继失利的根源。国大党虽已尝试进行领导层的改革,但仍然面临如何处理同尼赫鲁—甘地家族关系的难题。
本刊记者:2024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应邀访华,中乌双方发表关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意义?对于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有何建议? 海托夫:同中国发展各领域关系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乌中合作日益深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一切得益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和
2024年5月7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属《当代世界》杂志社牵头举办的中外青年“美美与共”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出席并致辞,中联部副部长李明祥,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诺曼,中宣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教育部、新华社、求是杂志社、中国网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国高校和外国在华留学生代表近200人参加。 文明交融 美美与共 一花独放不是春
2024年5月30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是2022年首届中阿峰会后举办的首次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恰逢论坛成立20周年。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举行的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将成为中阿关系史上又一座丰碑。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24年至2026年行动执行计划》《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等三份成果文件
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出席会议,并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等系列文件。在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三国领导人会议停摆4年半之际重启会谈,不仅体现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亚地区形势复杂严峻背景下,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