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意蕴的集中体现、理论品质和思想精髓的深刻凝练,也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性飞跃和阶段性升华的重要标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形成史”对象特征上,作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发展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原理性创新”;在制度和体制理论上,作出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原理性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理论上,作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理论以及新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理论的“原理性创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上,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的一系列创新性探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实际为根基,以时代命题为导向,以赓续中华文脉为特征,以系统集成为方法,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二是在概念范畴上,以“术语的革命”为学理遵循,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理论创新与范式跃升;三是在理论架构上,从“本质与特征”“制度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方法”的维度,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四是在本质特征上,赋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鲜明的实践性、自主性、系统性、开放性。深入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的这些创新性探索,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识深化与学理跃升。
[摘要]互联网是一种具有联结特性的科学生产力,能够统筹多主体、多领域和多空间,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互联网对社会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增加个体对信息的依赖性,让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成为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构成,增进人人协作、人机协作。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互联网以联结工具、信息平台等方式嵌入生产,创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通过缩短交易周期,突破货币限制等促进交换;强化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推动商品的定制化,创造出长尾效应;让数据成为参与分配的要素,加剧行业垄断的风险。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影响体现在劳动范畴、用工方式、补充劳动力等方面。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互联网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助力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
[摘要]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是数智时代技术发展演进的新趋势,二者的融合经过“数据获取一数据冶炼一数据增值”三个阶段,重构了数据价值链的形态与运行机制,驱动科技创新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在创新来源方面,形成“理论驱动与经验驱动”相结合的科学发现新模式;在创新体系方面,形成人机协同与跨组织融合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过程方面,表现出科技创新与场景适配之间的连续链环反应;在创新治理模式方面,构建起敏捷治理与多元共治并存的新型治理模式。为适应和有效应对新变革趋势,中国应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强化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完善“数据—算力一算法”协同支撑体系;提升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协同效能;健全数智时代的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完善支撑科技创新范式数智化转型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摘要]数据担保是产生于数字社会的一种新型非典型担保,其非典型性体现在当事人之间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基于对当事人合意和交易预期的合理推定,数据担保的效力范围包括数据及其产生的收益,担保人可在担保权人概括授权的范围内有限度地使用数据及其收益。在数字社会,价值权的核心内涵从交换价值转变为收益价值,数据所产生的收益是担保价值的基础。数据担保的运行模式是:担保人基于享有的数据财产权设立担保,其可继续使用数据并获得收益;担保权人对数据使用权限和收益的流动享有控制权,其权利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技术对担保财产的全面控制,在债务人未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损害担保权等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通过技术控制切断担保人继续使用数据的权限,并就数据及其担保期间内流入的收益优先受偿。
[摘要]基于标注数据的端到端式AI辅助刑事司法的方法,可以改进为基于通用大模型的分步判断要件的方法,显著提升AI辅助刑事司法的可解释性和准确性,达到裁判说理的一般要求。以交通肇事罪为例,先按照法律法规文义和学术理论,将定罪量刑的规则经三步转换成决策树图表示;再对各节点构造提问话术,编写程序,让通用大模型根据输入的事实,沿树图分步判断各节点要件是否成立,推导得到裁判建议。如此,推导路径及各节点的判断和理由就构成良好的裁判说理。计算机与法学的深度融合需要将法学学科的核心关切和自然语言表示的法律规则的要义转换成可计算、可操作的形式表达出来。
[摘要]技术治理本质上是政府、信息技术与社会力量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的动态行动网络。基于“技术-利益-行动者”分析范式,以G市“时间银行”为个案,研究发现技术治理行动网络建构呈现出“利益转译”的过程性特征,政府通过弹性吸引、策略性让渡、选择性授权和关系结构重塑,引导信息技术与社会行动者的利益需求、目标与角色实现动态联结。其持续建构则依赖于信息技术与社会行动之间的适配性耦合机制,信息技术能动地引发社会资源重置、社会参与动员与社会关系变革,而政府、社会组织等社会行动者则在行动资源整合、行动结构优化和行动关系调整中做出回应和调适,经由动态适配和相互耦合,推动技术治理行动网络得以持续建构。
[摘要]职能偏离是科层组织为了实现灵活运作而出现运行偏差的表现形态。在中国的科层架构中,地方政策研究室作为地方智囊型机构存在参谋智囊属性逐渐褪去的发展趋势,其职能偏离问题值得关注。既有研究中,不论是基于制度论解释路径,还是沿用行动论分析逻辑,其对于地方政策研究室职能偏离问题的解释,都呈现出单一化、碎片化等特征,并未系统揭示这一科层组织职能偏离内在的运行机理和规律特征。因此,本研究将以H市委政策研究室作为典型案例,建构“制度环境一行动策略一组织运行”分析框架,揭示科层组织职能偏离的生成机制,探索实现科层组织职能归位的矫正路径。
[摘要]13世纪,蒙古人狂飙突进的世界征略历程,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更使得世界各区域的知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交流。身处其间的文人,他们所承荷的书写使命其实是双重的,既需传递新知识,又要賡续传统审美。耶律铸一生追随蒙古人的征伐足迹,多涉历西北极远之区,作为极少数亲见亲闻且留下汉语书写作品的代表文人之一,耶律铸将自己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世界见闻与传统知识处理成副文本形式,在正、副文本间构建起极富意味的对话场域。另外,蒙古人的活动轨迹,多是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诸国的立国之所,耶律铸在副文本中对那些罕有载记的名物之音、义加以详核、考订,这些副文本书写不仅有深邃的学术预流意义,且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语文研究构成独特的交互意义。以此,耶律铸的副文本表达,既是理解13世纪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门槛,又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节点。
[摘要]“中华法系”是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法制建构与学术语境中经历了持续的檀变过程。在近代的语义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法意义上的中华法系、传统法意义上的中华法系和本位法意义上的中华法系不同演化脉络。由此,中华法系一词在谱系、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上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逻辑结构,且影响延续至今,构成了当代中华法系概念的复杂内涵。在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中华法系”这一概念成为了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
[摘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是“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内容,两种所有制经济的抽象与具体关系可借助两类企业得到说明。从本质抽象出发,国企、民企具备两条对称且互补的利益实现路径,只有当二者共同发展时,才能真正实现两个利益、两种力量的统一与平衡,实现经济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制”。伴随经济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调整,两类企业分工日趋深化,表现为二者由职能上彼此独立、发展上零和竞争,走向主体间业务合作、资本间治理融合。两条路径形成两极领域的“领域外结合”、中间领域的“领域内结合”、中间领域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企业内结合”三重结合方式。面对两类企业的哈耶克式合作、合作博弈与超合作关系三层次协同,小集团与大集团应分别通过双向混改与债权合作,使协同由使用价值层面延伸至价值层面。此时,有为政府应平衡好政策杠杆率与国企公益性职能激励权重、适度竞争与链式垄断的关系。
[摘要]作为生产力水平重要标尺的信息流动模式及其对称性,是决定公民参与并建构意见聚合机制的重要变量。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奠基于小国寡民时代信息的对称性,依赖公民的直接“在场”;在古罗马至工业时代广土众民的社会,因信息传递的迟滞与垄断,直接民主难以实现,只能以间接代议方式妥协维系治理效能。当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革命,大大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信息流动,改进了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催化了民主形式的迭代。在实践中,移动互联网消解了地理隔阂,智能算法可将公民个人诉求聚合为结构化共识,区块链技术则保障了协商透明性,这一切变化深度改变了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数字媒介或平台,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公共问题的讨论和意见表达,促使政府不得不借助智能技术解析这些数据,以前瞻式回应爆炸式的民意输入,从而提升治理效能,由此型构了“智能民意聚合”。智能民意聚合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公意形成的新路径,是政府借助智能技术主动获取公民意见的新通道。在智能民意聚合的运作中,公民参与突破了现行的代议制框架直接介入了政策全周期,“政策黑箱”由此被打破,传统代议民主的“代表垄断”转向了公民与算法的“数据共治”。计算民主是技术驱动下直接民主理念的适应性重构,其本质是公民通过从“象征性参与”到“技术性在场”的范式跃迁,实现既有代议民主的优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智能时代的现实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摘要]基层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是支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均质化的前置条件。基于2009—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面板Tobit模型,对中国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区域差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新医改”以来,中国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缓慢上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式分布格局,区域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全国及三大区域看,东部与中部区域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存在二元分化特征,而西部区域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不存在极化现象。在影响因素方面,城乡社会融合、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财政医疗支出、财政自主度则对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从空间视角洞察中国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效应,通过厘清影响基层医疗资源供给水平的作用机制,为推动基层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提供方法路径。
[摘要]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参与观察法的核心命题在于研究者需在“局内人”“局外人”之间构建并维系动态的平衡。该方法通过身份转换、社会网络嵌入、文化习得与移情等实践路径,使研究者得以深度浸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场域,获取基于内部视角的文化理解。同时,研究者又需要通过保持专业距离与持续的反身性思考,确保观察过程的客观性与理论分析的深度。研究实践中,主体间性互动、伦理困境及观察者效应等议题始终贯穿其中,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在参与观察中进行反思,也需要对参与观察本身进行反思。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参与观察的“田野点”已从传统物理空间拓展至线上线下交融的混合场域,这既对研究者的传统田野技艺与数字素养形成双重挑战,也为该方法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空间。
[摘要]探求伦理规范的合法性根据,既是伦理学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现代伦理生活的重大现实课题。要回应这一课题,首先需对“复数主体的共同生活”何以可能这一现代伦理生活的基本问题进行自觉的澄清和揭示。对此缺乏充分的自觉和深入的反思,是现代哲学和伦理学在回应伦理规范合法性根据这一课题时所形成的代表性的思想进路的根本缺陷。从“复数主体的共同生活”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深入考察这一问题所面临的特殊的现代性境遇,就可以发现:如何在既承认“个人主体”及其自主和自由的前提下,同时又克服其实体化和绝对化倾向,为复数的个人的共同存在和共同生活寻求一种相互结合和团结的“粘合剂”,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关于“个人自主性”和“个人自由”观念做出新的变革性理解,并从“自由主体的互依性关系”这一新的视角重释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这将有可能为生成使“复数主体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规范提供一个重要的思想平台。
[摘要]威廉斯诉诸自然主义的现实心理学(一种特殊的人文主义化的自然主义),以打破“道德化的心理学”对于人类伦理自由的桎梏。威廉斯提醒我们要特别关注道德语言表达的深层结构即“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内在的情感结构”。因为道德言说者的话语情感的饱和度能够显示说话者的“道德诚意”或道德严肃性。有诚意的表达源自行动者的内在承诺或内在理由,只有内在理由才能够具有促发行动的内在动力。任何理由都需要一个内在化的主观化(“我相信”)的过程,否则就会沦为一种客观主义的伦理“诈唬”或“疏离(生分)”。威廉斯的伦理学哲学乃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哲学”。
[摘要]个人头脑中的审美模式对治国平天下这类总体性实践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问题。审美模式可分同质性和异质性两种,其下还可以分出许多小的模式。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属于同质性审美模式,其“自缘身在最高层”设定了一个绝对的审美站位和视角,所例示的小模式可称为“最高层审美模式”。苏轼的《题西林壁》属于异质性审美模式,其“只缘身在此山中”否定了从任何一个特定站位和视角足以把握庐山真面目的可能性,所例示的小模式可称为“此山中审美模式”。最高层审美模式具有同化整个意识结构的力量,还有同化他人意识结构的作用,对形成总体性实践的最高层模式有明显影响,典型案例就是王安石变法。此山中审美模式对意识结构的其他层面和对他人的意识结构都影响有限。在最高层模式主导的环境中,此山中模式只可能为少数人具有,只能起反对派的作用,注定备受打压。苏轼的政治遭遇就例示了该模式的命运。最高层模式主要是前现代国家的模式,此山中模式更适合现代社会。长远来看,同质性时代终将过去,异质性时代一定会到来,此山中模式将取代最高层模式的主导地位,王安石最远只能走到现代社会的门槛边,而苏轼有望与现代人一路同行。
[摘要]洪任辉事件(1755—1759)是盛清时期“国体”观念的一次具体展演。统治者将外贸视为维系“国体”的重要手段,试图以经济利益“驾驭”远方“夷人”。私自涉足对外经贸和文化交往的普通民人,则被一概视为“奸民”,遭到严厉处罚。这种中外隔离、差别对待、以利“柔远”的做法,体现了传统“天下”秩序的某些深层特征。
[摘要]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依照大本营陆军部指令,对湖南常德实施了细菌武器袭击。该次袭击引发了常德地区1941年底与1942年初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常德周边李家湾、石工桥、镇德桥等地受到波及,大量平民伤亡。疫情发生后,国民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先后派遣陈文贵、伯力士等医疗专家指导常德防疫事宜。常德防疫工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扩散,虽有不足之处,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常德相关防疫措施一方面吸取了浙江防疫战的教训,另一方面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工作积累了经验。
[摘要]“两航起义”后,为争夺滞留香港的两航资产,陈纳德和美国民航公司将两航问题法律化,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和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衰落的英国不甘心放弃大国地位,试图利用“仲裁者”的身份影响东亚局势。香港最高法院两审均判美国民航公司败诉,但强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只是获得两航资产的“占有权”而非“所有权”,意在阻止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没收英国在港资产。“两航案”与英国工党政府“承认新中国”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被认为是英国向新中国“释放善意”的机会,因此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批评,受到美国的压力。保守党在1951年大选中获胜,致使英国对华政策转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最终将两航资产改判给美国民航公司。“两航案”是英国尝试平衡中英关系和美英关系的典型案例,也具象地展现了在英国政治体制下法律如何独立于政治,又如何服务于政治。
[摘要]屈原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文化共同体孕育之时,他不仅目睹了楚文化认同中原文化的历史,更直接参与了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具体表现在楚之先祖与中原王室的血脉承袭、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的交往历史、外交使齐等直接因素客观上触发并强化了屈原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而促使其在屈辞之语辞、取材、技法、礼乐制度等方面对中原文化主动资鉴,在精神上与中原儒法思想不断糅合创新,进而折射出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由互动到认同,由认同再到交融的建构逻辑。缀合这些散落在屈辞文本中的文化认同史迹,不仅能挖掘屈原对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且对于回应以屈辞等经典文本为载体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史等当代议题更具借鉴意义。
[摘要]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自17世纪西译以来风靡欧洲,译介时间跨度长,译本众多,产生了广泛的域外影响,是早期中国通俗文学西译的代表之一。其译本流变和国内外传播影响力的不对等为剖析个体观念、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翻译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联提供了典型研究样本,但学界对其仍缺乏基于文本的深入探考。此文以该书突出的诗歌叙事形式为切入点,选取雷慕沙英文转译本和李思达英文摘译本为语料,在翻译多元因果论的视角下对比分析重译的语言特征差异,并考察差异的潜在诱因。研究发现,两版译文在语法句法、语义表达、整体风格层面均有所区别,体现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学认知、诗学审美和译介考量,揭示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质料因、目的因、形式因和动力因相互作用的合力关系。通过考察早期中国文学外译经历的价值选择与审美考量,该研究阐明了译者文学观念与翻译实践存在复杂的背离现象以及作品共通人文关怀的恒定价值,以期为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