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正在兴起,或者说早已兴起。新大众文艺,严格意义上是文艺的一种回归。文艺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文艺究其本质,即是大众的、人民的、生活的。而当下的新大众文艺概念,则更多地指向在数字时代文艺创作中的“全民声音”和“底层心声”。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兴起与普及,文艺创作从“殿堂”走向了“民间”。大众文艺不再被苛求,不再被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再被以“发表、演出、展览”等为唯一标准,呈现出真正的自在化、底层
[摘要」鬼子的长篇小说《买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根”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成为阅读、理解小说的关键所在。从对小说中患有“根病”的主人公刘耳的塑造,到对食物作为生存之根的描述,再到他回乡寻找“精神之根”的过程,“根”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与地理概念,更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与人性内涵。对小说中“根”这一意象的多重含义进行深入剖析,探寻小说反映出的社会与人性问题,进而揭示小说所传达的深刻主题。
[摘要」《外婆史诗》的主人公蒋小娥经历了流动的一生。从地理空间上看,她历经蒋家、崔家、蒋家、赵家等四个家庭;从社会角色上看,她历经女儿、妻子、母亲、外婆等四个角色。在现代性理论中,流动意味着进步、自由与机会。而纵观蒋小娥的一生,流动起到的却是保守、阻碍与禁锢的作用。在流动性视角的观照下,深入探讨女性何以在流动背后仍然承受着静止性的悲剧命运,进而阐明打破流动幻象与压迫机制的必要性。
[摘要」魏微在小说《化妆》中,书写了城市小市民被金钱蒙蔽、折磨,乃至陷于金本位的“化妆”人生,以观察性的现实经验和超越表象直抵本质的批判性眼光,描绘了城市情感消费与被遮蔽的市民主体、人性异化与价值扭曲的双重“化妆”现象。此外,《化妆》中的市民写作隐含着城市市民的苦难叙事,作家通过细枝末节的描写,以人道主义式的同情为叙事理念,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呈现了嘉丽生活的苦难片段和科长的伪君子面目,以真正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和悲天悯人的文学情怀,呈现了城市小市民阶层生活的侧面。
[摘要」以“城市想象/身份认同”为问题轴分析李世成小说《厔》中的城市书写,可见作品内蕴着现代都市生活的孤独、疏离与身份焦虑。叙事将城市空间呈现为流动且难以确证的场域:日常景观被赋予异化特征,暗示生活秩序的碎片化、方向感的失灵与“栖居”经验的坍塌。小说借“鱼”这一神秘中介建构暖昧的符号链条,使现实与虚幻相互渗透,人物在可见与不可见、在场与缺席之间不断切换,从而凸显都市主体的双重生命体验。与此同时,身份认同的追索构成核心张力:主人公在异化城市中试图确认自我,却持续遭遇迷失、分裂与不确定。李世成以个体经验的诗化展开,反思现代人的城市身份困境,并为归属感与自我认同的生成提供了可讨论的思考路径。
[摘要」作为迟子建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依托女主人公的旅行见闻,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创伤图景。其中,个体与集体的创伤交织,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伤痛,实现了对众生苦难的温柔注视。在小说中,迟子建一方面借助第一人称视角和时空转换开展创伤叙事,另一方面精心打造了一个关于创伤的意象网络,并运用高度自觉的美学形式,通过见证与叙述、审美与生态,将创伤记忆从“固着的过去”转化为继续流动的生命经验,完成了对创伤疗愈的书写。
[摘要」阿来的《云中记》聚焦汶川地震后的灾难记忆与文化传承,精心构建了一个容纳多元独立意识的复调场域。守护者阿巴与前行者仁钦的价值对峙,彰显了灾后“守护记忆”与“面向未来”的伦理困境;人类情感执念与自然法则淡漠的持续碰撞,叩问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生者记忆与亡灵在场的时空交织,共同构筑了超越物理毁灭的精神家园。这种复调叙事突破了传统灾难文学的独白模式,作者隐退为对话的组织者,不直接做价值判断,使叙事结构成为承载复杂思想的载体。小说以云中村的物理滑落为结局,将所有对立声部永恒定格,实现了复调的终结与意义的升华——消逝并非终结,而是意义在叙事中的重新凝聚与持续回荡。
[摘要」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研究对象,围绕作品的叙事特点与审美价值展开论述。在叙事层面,从结构组织与推进方式入手,指出小说以较清晰的时间顺序展开,多线索并行塑造人物群像,并以心理情感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在审美层面,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来自对普通人精神品质的具体呈现,即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困境中的高尚情操、平凡中的劳动品质。
[摘要]《倾城之恋》讲述了离婚后的白流苏在娘家饱受兄嫂冷眼,为摆脱困境,与范柳原在爱情中相互试探、博弈,最终因香港沦陷这一意外变故,两人在乱世中缔结姻缘的故事。聚焦拉康镜像理论的前镜像、镜像和后镜像三阶段,探讨白流苏主体性从缺失到觉醒再到确立的完整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现代女性敢于突破封建桎梏和家族压迫,勇敢寻求自我认知的历程,也为后来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范本。
[摘要」英国作家毛姆的《刀锋》描述了在一战结束的社会背景下,拥有不同价值观人物的不同经历和遭遇。在物欲社会中,艾略特依靠外交手腕跻身上流社会,进入精英阶层却郁郁而终。与之形成对比是拉里,他独自踏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找到了心灵救赎。基于精英主义理论,从精英物质化层面对《刀锋》进行分析和论述,认为精英物质化会带来盲目追求物质、加剧社会不平等以及功利化等社会问题。总之,精英物质化的道路虽然通向物质上的成功与满足,但也会给人带来价值观的扭曲和精神危机。
[摘要」非裔美国女性文学中的食物书写,经历了从“历史创伤隐喻”向“生态生存技术”的深刻转型。基于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与杰斯敏·沃德的《拾骨》之间的批判性对话,借助“黑人食物地理学”与“慢暴力”理论,探析这一代际演变。从后奴隶制时代到新自由主义人类世,黑人女性的生存策略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移:从旨在重构主体性的“超越性政治”转向旨在维系生物性存续的“代谢性政治”。在空间上,这种范式转移表现为从“林间空地”中具有治愈功能的仪式性盛宴,退缩为“生态废墟”中应对匮乏的后勤性囤积;在身体上,则表现为从为捍卫人性而“拒绝动物化”,演变为适应毒性环境而主动拥抱“兽性”的激进共生。这一谱系揭示了母亲形象从精神疗愈者转变为废墟中的“军需官”,为理解环境种族主义下的生存伦理提供了新的物质档案。
[摘要」《消失的地平线》并非对东方乌托邦的真实描绘,而是一部精心构建的西方自我叙事。小说通过一套精密的“技术伦理”机制,塑造了香格里拉看似完美的治理体系,其内在却存在基于种族优劣论的继承法则与对“适度”原则的技术化操控,构成了深刻的伦理悖论,从根本上消解了其宣称的和谐与永恒。这一悖论的产生,源于小说将东方简化为一系列可供消费的“中国意象”符号,使其沦为仅为西方审美与精神需求服务的叙事装置。四位西方闯入者的不同命运,则进一步揭示了香格里拉作为作者意识分裂的投射,暴露出其乌托邦承诺的虚幻内核。最终,小说通过对东方元素的工具化挪用与想象,展示了跨文化乌托邦想象的建构性本质:它并非文化间的平等对话,而是西方在特定历史时刻,为寻求精神疗愈与文明保存幻想而进行的自我书写。
[摘要]王维诗中的“窗”意象数量较多,包含了闺情宫怨、乡思友情、山水隐逸等丰富情感,并首次将佛禅意趣融入窗景,继承中有创新。诗人借“窗”打通室内外空间,通过“凭窗而望”的视觉构图、“隔窗而听”的声响流动和“随窗而入”的嗅觉感知,在诗歌中表现出独特的视觉美、听觉美和嗅觉美;丰富了古代诗歌中“窗”意象的情感意蕴和审美维度。
[摘要」长庆、宝历年间,白居易在杭州、苏州担任刺史职位。期间,他创作了460多首诗歌,主要以闲适诗为主,诗歌多以赏玩山水、追慕隐逸、郡守日常为主题。白居易将重心置于个人性情之陶冶,而非持续强调诗歌所承载的讽刺与教化作用。其文质观从重质轻文逐渐转向文质并重的方向。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和他的宦情起伏有密切联系,也与其所在的江南的地理环境、繁华生活有关系。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白居易在苏杭时期所创作的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情感趋向。
[摘要」文同任洋州知州期间,曾作《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寄予苏轼、苏辙、鲜于倪,三人都作诗遥和,四人关于洋州三十景的唱和打造了一个具有审美意味和思想深度的诗性空间。苏轼、苏辙、鲜于倪三位诗人虽未亲临洋州,但是凭借诗意想象参与空间构建,并通过意象提炼、视角调度与儒释道思想之融合,在亭台水竹之间投射出了人格理想与生命境界。
[摘要」陆游出身于江南望族,祖父是著名学者陆佃。他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就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他的作品广泛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现实、政治抱负、家国情怀等多个方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复杂的情感世界。在文学史上,陆游的诗歌被视为反映宋代生活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学界对陆游诗歌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意象分析转向更加细微、具体、客观的事象探讨。其中,关于陆游诗歌中失眠书写的研究尚显不足。通过对陆游诗歌中失眠书写的深入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其复杂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困境,从而为理解陆游诗歌的整体内涵提供新的维度。
[摘要」辛弃疾的豪放词多用鲜明的英雄意象来承载,蕴含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是南宋词坛标杆式的作品。以辛弃疾豪放词中的英雄意象为依托,整理出其军事、地理、人物三类主要元素,并剖析它们的艺术特色及独特性;探究英雄意象和家国情怀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二者形成的原因;深究其文学价值及当代启示,进而体现辛弃疾词作跨越时空的精神魅力与艺术魅力。
[摘要」河洛学中体用论思想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刘牧基于道家思想,以“图九书十”为范式;以《河图》为未成形之“象”;《洛书》为成形之“器”,初步蕴含“体—用”的理论框架。南宋朱子学派确立“河图十数、洛书九数”的主流观点,提出“河图为体、主对待,洛书为用、主流行”的体用论,朱子学派此说“乾动坤静”传统存在矛盾。
[摘要」孟子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以“民为贵”“侧隐之心”“人和为贵”为核心要义,凝结着尊重生命、关爱众生、崇尚和谐的文化基因,构筑起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从文化维度审视,其蕴含的精神理念不仅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更能为赛续中华文脉、滋养当代人文生态、引领和谐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精神滋养。深挖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文化内涵,系统探析其在当代的文化传承价值与实践路径,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鲜活的文化范本。
[摘要]汉代作为黄帝形象系统化建构的关键时期,通过经史子集不同文本类型塑造其文化象征,上接先秦“百家争鸣”的黄帝叙事,下启魏晋南北朝道教黄帝信仰与正史修撰传统,使汉代黄帝形象成为政治合法性、文化认同、社会发展多重建构的产物,成为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经学诠释体系、政治合法性建构、诸子思想融合、文学叙事策略维度来分析汉代黄帝的形象演变,进而阐释作为文化符号的黄帝形象在汉代文献中的具体呈现与内涵建构。
[摘要」庾信是南北朝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文学创作以羁留北朝为界,呈现出由前期的“绮艳”向后期的“沉郁”之嬉变。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其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其诗赋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其创作不仅集六朝文学之大成,更以其融合南北、华实相扶的实践,直接启发了唐代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其“启唐之先声”的文学史地位。
[摘要]《瘞旅文》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转折之作,不仅诉说了个人遭际的精神挣扎,也推进了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成熟。以旅人之死为引,通过王阳明对无名亡者的哀悼与安葬,体现出其由个体悲悯走向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在沟通亡者的过程中,他对生死无常的态度由恐惧转化为哲理上的顿悟,通过万物一体的镜像关系,将他者的死亡视为自我的照见,从而实现了“良知自觉”的觉悟。他不仅传承了儒家传统“礼”的传统作为,更通过无关问心好恶的诚意正心完成知行合一的修行,最终的哲学融儒、释、道于一体,展现出阳明心学由片面到系统的深化,也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内圣外王”合一路径的内在完成。
[摘要]赵烈文作为清朝晚期的官员、学者和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其私人日记《赵烈文日记》不仅记录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更详尽地描绘了清末社会权力的运作逻辑。以《赵烈文日记》为核心文本,探讨晚清时期以“幕府”为节点的士绅网络构建方式,分析传统社会结构在内外危机冲击下的转型。研究发现,赵烈文的社交圈层呈现出跨地域、跨阶层的特征,反映了晚清地方权力兴起与官绅利益共同体的深刻演变。通过对《赵烈文日记》的多维度考察,勾勒出一幅晚清帝国在行政退化与社会碎裂双重压力下,依靠非正式权力网络维系余命的复杂图景。这种由幕友、士绅与地方实力派交织而成的网络结构,虽在平定动乱与筹措财政方面表现出短期内的柔韧性,但在宏观视角下,它实质上标志着公共权力向私人领域的不对称转移,导致正式制度的系统性失效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异变。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郁达夫、夏莱蒂和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团结了文坛一众进步文艺作家,围绕左翼文艺思想展开探讨,登载了国内外大量优秀的左翼文艺作品,促进了国内外文坛讯息的传播,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左翼文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摘要」叙述性诡计推理小说是推理小说领域极具特色的重要“亚类型”。以折原一“倒错系列”为核心研究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展开分析,发现构建文本的结构不确定性是该类型小说核心的叙述策略。其主要通过叙述视角主观化、叙述时间碎片化、叙述分层融合化等具体手法,打破传统叙事的线性认知、模糊叙述层次的边界,以此实现文本结构的不确定性,进而赋予叙述性诡计推理小说独特的阅读快感。作为典型的类型小说,该类作品需契合读者的类型阅读期待,文本中刻意营造的结构不确定性最终需在文本内完成消解,这也使其叙述策略的创新与运用受到相应的类型局限。
[摘要」20世纪欧美儿童文学中,对于自然的书写从田园牧歌到生态启蒙有着十分清晰的嬉变。基于生态批评理论角度,系统探析20世纪儿童文学是如何表现自然、建构人与自然的联系并传递不同生态意识的。研究发现,20世纪初期的儿童文学延续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把自然建构为救赎现代性危机的“中间风景”;到中期,作品对人类中心主义给予反思,以动物叙事及平等主体关系的想象来呈现最朴素的生态整体观;到后期,基于环境运动影响,儿童文学转向显性的生态启蒙阶段,但同时也带来了说教性与文学性之间的新张力。这一整个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演变轨迹,既是欧美社会生态观念变迁的镜像,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儿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文化地位。
[摘要」在西方哲学的演进中,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将人们的视域从实体一经验世界中的求证,拉回到求知活动本身的主体系统问题上,即“我”和思维活动的存在问题上,这一点无疑是笛卡尔最卓越的哲学史贡献。然而,回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推论本身,其为“我思”奠基确定性的推论合法性仍然值得商榷。从现象学视角出发,“我思”的方法论接近于还原法,却并未达到还原,反而用实体封闭了主体内部世界,形成唯我论闭合、主体分裂、存在论遮蔽等问题。马里翁通过内外两条路径试图重构“我思”,借鉴列维纳斯的“他者”路径打破唯我论闭合,引入米歇尔·亨利的内在自我感受理论解决主体分裂问题,虽未完全解决难题,但为超越主体性形而上学提供了新思路,推动现象学走向“给予现象学”,促使哲学在伦理与存在论融合中重新追问存在意义。
[摘要」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生存斗争永恒化”这一概念,直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异化困境。马尔库塞透过社会运行的表层合理性,揭示出生存斗争并未随物质文明进步而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被异化为统治阶级维系权力的工具。立足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溯源“生存斗争永恒化”这一概念的生成逻辑,剖析该现象在社会生活、劳动消费、审美文化等领域的具象表征,探究其背后的技术支撑机制,并阐释马尔库塞提出的破局路径,为反思当代社会异化问题提供理论参照。
[摘要」从生成语境、核心内涵与艺术表达三个层面,比较鲁迅与张天翼幽默精神的异同。鲁迅的幽默形成于清末民初启蒙语境,以“含泪的笑”指向国民性批判,语言沉郁而富有悲悯;张天翼的幽默则植根于左翼文学背景,以“带刺的笑”直面社会矛盾,风格明快泼辣。两者虽同属讽刺文学,却在价值指向、情感温度与表达方式上形成鲜明对照,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幽默精神的双重面向。
[摘要」道家“道生万物”与普罗提诺的“太一”的思想皆是以“终极本源”作为逻辑起点而形成的美学体系。道家的“道”是宇宙和美的根源,是内在于万物的原始混沌本真,它没有意志、没有目的,自然无为地运行,顺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逻辑自然演化,万物各有其美、彼此平等。普罗提诺的“太一”同样是宇宙的终极根源,但却是一切美的终极来源和本质,是绝对完满、自足、不可分割的“一”。它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而存在,通过“流溢”生成了整个世界,且在“流溢”过程中,美在不断弱化。
[摘要」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表现,创造出美好的形象和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因此,文学翻译不仅仅对个人的阅读体验产生影响,也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如何翻译好文学作品至关重要。分析澳大利亚小说《荆棘鸟》的中文译本,进一步探讨纽马克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对文学翻译的适用性。研究认为,文学作品语言含义丰富深刻,往往是作者个人思想的表现,属于表达性文本,语义等值比交际等值更重要,因此宜用语义翻译。
[摘要」基于自建的《汤姆·琼斯(卷一)》语料库,从词汇与句法层面对比萧乾、张谷若、刘苏周三人汉译本的风格特征。研究表明,三译本在词汇密度、丰富度及句法形合度上均高于原文:萧译本忠于原文情感,文学性强,理解难度较高;张译本直译加注,形式贴近原文,可读性最佳;刘译本词汇丰富、语言简明,体现现代汉语流畅性。三译本差异根植于译者各自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旨在深化对《汤姆·琼斯》译介的认识,拓展经典文学翻译的研究路径,并为翻译实践与批评提供实证参照。
[摘要」风格如同作家的标志,应当通过译者的翻译得到体现。从语言层面和人物形象塑造两方面切入,分析荣如德《雾都孤儿》译本对狄更斯原著风格的再现策略,以期为文学翻译中语言的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有益借鉴。